刘瑜：公知是别人给的标签，我不追求也不抵抗

　　刘瑜，1975年出生，政治学者，代表作有小说《余欢》，时评集《民主的细节》等。

　　2010年8月，刘瑜从英国回到中国。她辞去了剑桥大学的教职，进入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政治系任教。即使人在国外时，刘瑜也是国内公共领域最重要的声音之一。她的《民主的细节》，上市不到一个月就加印，年底入选各大好书榜、畅销榜。

　　谈学术写作

　　好的学术作品像侦探小说

　　新京报：你最近暂停了专栏写作，出于怎样的考虑？

　　刘瑜：专栏这个形式对于我想表达的东西有一定的束缚，所以就停掉了。我最近在写论文，主题是第三波民主化。关于民主化的动力和发生方式很多人在谈，但是关于民主化的后果和绩效，谈的人比较少。我觉得这个题材不是你一拍脑袋，或者基于个人的价值判断，就能得到一个有说服力的、客观性的看法，需要做一些研究，所以学术论文是一个更好的写作形式。

　　新京报：但是这可能意味着阅读门槛的提高，很多人对于公共知识分子会有一个启蒙大众的期待，你怎么看待公知这个身份？

　　刘瑜：这是别人贴给我的标签，我不会主动去追求，但是别人贴给我，我也不会特别奋力地去抵抗，做自己想做的事就可以了。对我来说，只在乎把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搞清楚。不管是公共知识分子，学者还是文艺青年，这些身份都不重要。而且我觉得“启蒙”，或者说对读者有所启发，这不是写作人的目的，这只是一个效果。说服人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我只是想要把事情说清楚。

　　新京报：大家通常会觉得学术论文比较枯燥，你如何避免这个状况？

　　刘瑜：论文也可以写得非常好看，像弗朗西斯·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好的学术作品像侦探小说，在某种意义上原理是一样的——作者提出悬念，抛出线索，诱导读者深入，然后又用新出现的论据给它打上问号，直到最后的解释浮出水面。我不会刻意追求某种写作风格，重要的是把一个事情说清楚。

　　新京报：但是学术写作的一些特殊要求和规范天然就会拒绝很多读者。

　　刘瑜：不是所有写作都以受众最广为目的。有人会把学术规范理解为对阅读造成障碍，但我认为正是这些规范提高交流的效率。如果看非学术著作，一些作者表面上在谈同一个概念，但其实他们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是不一样的，甚至是鸡同鸭讲。但是在学术写作中，当谈到民主的时候，作者会给出定义。也许我不同意你的定义，但是我知道你的出发点在哪里。反而是这些啰嗦和规范，让交流更有效。

　　新京报：你现在的写作状态是怎样的？看你之前的文章，写专栏的时候好像很焦虑？

　　刘瑜：任何作家如果对自己有一个比较高的要求，在写作中都会焦虑，但也有充满乐趣的一面。能够不断地对自己好奇的东西有新的发现，这是写作能带来的最大乐趣。这也是一个自我启蒙的过程，比如写《民主的细节》，我自己学到很多东西。

　　谈小说写作

　　未来想写政治小说

　　新京报：你最近写了一个小说《哦，乖》，讲一个秘书为了升迁挣扎的故事，这是怎样的契机？

　　刘瑜：彻底忘了为什么要写。好像是哺乳期，当时写不了任何学术性的东西，专栏也都停掉了，闲得无聊，就读了不少小说。读的过程中觉得自己也可以写一个，就动笔了。

　　新京报：听上去小说写作像是学术生活的一个调剂？

　　刘瑜：调剂这个词不太严肃，只能说写小说的这个自我现在处在一个休眠状态。写小说需要达到一个作家的状态，要在生活中不断地观察，具备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我现在每天都在阅读学术文章，没有这个写作状态。但以后肯定还会写，不过没有具体的日程安排。

　　新京报：如果再写小说，主题会是什么？

　　刘瑜：可能会写政治小说吧，这是我目前的一个想法。这和我的专业兴趣有关，我眼里的世界很难摆脱政治这个维度。我希望能写一本反乌托邦政治小说。或许等到某个阶段，60岁以后，再写一本关于私生活的，纯感受型的小说，也有这个可能。

　　新京报：很多读者喜欢《余欢》，你还会再写类似的爱情小说吗？

　　刘瑜：其实对于《余欢》的出版，我有些后悔。我回国以后，不断有出版社找我重新出版，都被我拒绝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小女孩无病呻吟的东西，没有太大的价值。当然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些感受的总结，有一定的历史价值。但是不太合乎我现在的状态和心情。女孩在年轻的时候，喜欢写作爱情题材很正常。但是现在爱情故事完全不在我的写作兴趣范围之中。

　　谈女性写作

　　好的作家是中性的

　　新京报：你觉得有没有所谓的女性视角，或者女性作家在写作中有什么特点？

　　刘瑜：我没有特别地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觉得人性的视角比女性的视角重要。比如依法治国有没有落实，言论权利的边界何在，女性看或者男性看会有什么不同吗？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对错的判断不会因为性别就有所区别。

　　新京报：但是有些人会觉得女性写作可能更加感性，而男性更加理性，这是一种偏见吗？

　　刘瑜：我觉得好的作家是中性的。性别在生理上是一个二分的概念，一个人不是男的就是女的。但是在心理和精神的角度，我认为性别是一个连续谱，没有一个人是纯粹的女人或纯粹的男人。一个好的作家应当把男性和女性的维度都表现出来。像是特别直觉性的，感受性的，有怜悯心的，对细节的观察，这是在女性身上看到的优点。而男性维度，倾向于更理性，更有逻辑，更抽象，这些不同的维度其实可以结合在同一个作家身上。

　　新京报：相较于男性作家，人们可能对女性作家的私生活更加关注，你有过这样的困扰吗？

　　刘瑜：是，不过目前我不喜欢那样的状态，以至于对《送你一颗子弹》这本书的出版都有些后悔。那是我2004-2008年左右博客文章的结集，当时博客写作就是讲私生活的嘛，我今天吃了什么，看了什么电影，去哪儿旅游，都是一些个人的琐事和感触。因为一些机缘巧合，出版成书了。我没有想到之后会有那么多人读，甚至喜欢。现在看来，其实不过是个人生活的痕迹，没什么意思。所以2010年以后，当我有了所谓的名气之后，对于把自己私生活的一面发布到任何公共平台上就越来越谨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