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间,胡紫微写文化评论,讨论公共议题,也开情色电影专栏。这些散见于网络的杂文,让她逐步成为极具人气的公众女性。又因为在微博上持续关注公共话题,她也不明就里地被冠为“女公知”。做了那么多热闹的事情,她却觉得外界能读懂她的人微乎其微。今年九月,就其畅销处女作《如何成为一个妖孽》出版后,记者与她有过一番畅谈。时隔俩月,当我再次和她深聊,胡紫微逐渐露出了更有质地的里层。
写作状态
从“小心情”步入“专一领域”
新京报:如果我把你定位为一个“非职业写作”类型的“能写”的女性,你觉得恰当吗?
胡紫微:至少我写《如何成为一个妖孽》时是一个“业余作者”,但是我当然不希望永远业余下去喽。
新京报:之前对你的采访,你提到下一本书是关于情色电影的“胡评”集。为什么想写这种题材的评论?
胡紫微:我之所以想写这类影评,是因为这些情色电影都曾深深触动了我。我个人对于两性关系一些清醒的地方和迷思,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于这些电影,我本能地觉得这有可写性。我一直在琢磨为什么这些电影会伤到我,让我那么难过?那些让我念念不忘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我如果表达了出来,也许对大众的情感迷思会有点价值吧。第一本书只说了一件事:胡紫微是谁,她怎么看周围的世界。但从第二本书开始,我要专注于某一个主题了,我希望系统地把一类问题探讨清楚。
新京报:就是说,从第二本书开始,你的“本我”会从书中逐步抽离出来?
胡紫微:没错,第二本书就不那么“非职业写作”了。确实有很多女性作者,翻来覆去书写的都是自己的问题,但其实我在写作上也算科班出身,所以我并不担心当抽离自我之后,文本不具可读性。如何在写作中变得客观,也是我从“非职业写作”走向“职业写作”的跨越。我要慢慢地从小散文、小随笔,抒发小心情这样的圈子里,逐步进入某个专一写作领域去探索。
公众舆论
我要把微博变成“写实”的舆论场
新京报:除了写作,你在微博上对公共议题的关注也是大家的焦点,以后你会更多地去关注公共话题吗?
胡紫微:对于我来说,公众话题是一种阶段性的关注。我对于公众议题的关注和微博的兴衰是紧密相连的,当年微博兴起时,我也觉得所有人都有了一个可以说话的空间,所以我也开始发言。随着微博式微,我们却发现,如今微博上哪还有让人置喙的余地?这是一个让人伤心的事儿。
新京报:但是很多人都说是网络让你成名的,我看你近期有一条转发和评论数都上好几千的微博,不指名道姓地表达了对一个知名企业家的不屑。很多网友都认为你说的是马云,四千多条评论里有一半以上都是对你的谩骂。你如何消解这些网络谩骂?
胡紫微:对待谩骂,最好的回应就是不回应。无论怎样谩骂,我都没想过要关闭评论。我对我说的话能负责任,对我的言论“相对真理性”有自信,这就支撑我去敞开评论,让公众都去看看那些跟帖和回复,去看看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在发怎样恶毒的诅咒。但凡有思考能力的人,看见这些诅咒都会有自己的判断。
新京报:所以你就把自己的微博变成了一个“完全写实”的舆论场?
胡紫微:我争取“完全写实”吧。我感觉,有时候“惹众怒”也不绝对是坏事儿。当年那些非理性的跟帖和评论你若如实保留,也是一种历史遗迹。我们说历史遗迹并非都是逐渐进步的体现,也有这样野蛮粗鲁的痕迹,那就是中国人的文明现状,当时的“愚民”就是那样的。而且,我能说甲,别人就能说乙,我在微博上对那些公众话题的言论,都是“情之所至”,被骂或被赞美都是我“活该”,总得有人去说这些话。
个人境界
我要一种“深而狭”的美
新京报:现今中国,像你这么能写的女性,还有如刘瑜、洪晃、李银河等人,她们都很出色,你怎么看待她们的质地?你觉得自己和她们相比,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胡紫微:我和刘瑜有过面对面的交流,我觉得刘瑜是真女神。真女神和假女神的区别是,假女神总会露馅,而刘瑜的学养和自信保证她会始终受人尊重,她是可以诠释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之一。而洪晃是多么透彻!她的力量在于能用一种大气且自我解嘲的心态去宣说这种透彻。同为北京人,她那种“你们在乎的事儿我就是不在乎”的劲儿,我很欣赏。至于我和这三位女性的不同,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新京报:感性地说,她们好像越来越“开阔”,而你却在逐渐向自我内心收拢。
胡紫微:可能就是这样呢。张爱玲曾说过,有一种美是“深而狭”的美。“阔”是一种美,但“窄”也是很美的,不过必须要“深”。我形成今天这种质地,有可能就是因为我所感兴趣的就那么一些领域的一些事,再无其他。我老是担心自己的心太“杂”,关心的事物太多。我的倾向是,不要越来越“阔”,而要越来越“深”。
新京报:你要在哪些方面变得“深”?
胡紫微:我希望自己变得越来越单纯,单纯简单到只专注几个对我的生活有影响的领域,比如像阅读、书法、育儿、家族史等深感兴趣的领域。我有时在想,光写散文或者纪实类的文字,其实算不上一个作家。当我何时有能力去进行一些虚构性写作时,才是“上道”了。我对世界的关注面,可能就这么多了——也许会更少。
公共意义
我是公众人物类型里的“其他”
新京报:你觉得,女性在公共写作领域里应该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
胡紫微:我觉得真正的公共写作应该是成系统的、不间断的,而我自己涉及公共领域的写作则是零散的、有感而发的,不成气候。即使是女性,从事公共写作就算做不到大气磅礴,也该有系统性的著作,而我做不到这些。不过我还是有其他优势的,比如我对于幽深人性的了解,对女性的体察都够细微。
新京报:你是否担心自己进入公共领域后被娱乐化?
胡紫微:写书了就要卖书,就肯定要被消费,你必须接受这个前提。是否被娱乐化这我做不了主,但读者是否会因为我之前的那些“话题”来持续买我的书?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我会通过我的写作来驱离一些人,聚拢一些人,这就是我重塑自己公众形象的过程。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在公众眼中是一个怎样的人?
胡紫微:我的公共性可能就在于,我很难被归类,难被“贴标签”。我不是一个类型化的好女人或坏女人,而这个社会能容忍我这样的存在,这可能就是“胡紫微”对于公共的意义,我可能就是公众人物类型里的那个“其他”选项。
采写/新京报记者 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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