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士李银河：我当然是个女权主义者

　　李银河 社会学家，性学家，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代表学术著作有《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同性恋亚文化》、《女性主义》、《虐恋亚文化》等，退休后出版杂文集《我的生命哲学》、《我的心灵阅读》和《我的社会观察》。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50位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

　　年逾六十的李银河看起来朴素、敦厚、稍显得不修边幅，让初识者难以把这位谦和的女士和那个观念“惊世骇俗”、站在舆论风口浪尖上的性学家联系起来；更不用说那个在《爱你就像爱生命》情书集中，王小波字里行间倾泻出浓浓爱意的昔日恋人。

　　谈学问

　　我在“性”领域很专业

　　新京报：在学术领域，你作为中国影响力极高的社会学家，几十年来对推动中国的性别权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你认为自己背负公众启蒙的社会责任吗？

　　李银河：公众启蒙是我主要的写作动机。社会学家是社会的看门狗，知识分子的作用不就是公共事件出来了就“汪汪”两声嘛！退休前的课题研究也好，写博客也好，都是因为作为知识分子肩负着匡正社会观念、开启民智的这种责任。

　　新京报：从博客时代开始，你的写作就越来越通俗化了，这是不是更方便话语的传播以及对公众的启蒙？

　　李银河：博客几乎是我在公共领域发声的唯一通道。它确实赋予了人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给了知识分子言论自由。通俗化写作——也就是在博客上发声——引起了更多的公众讨论。因为学术还是有门槛的，发行量太低，大多数人看不到。不过通俗化有利有弊。毕竟在学术圈，大家观点比较一致，容易认同。到了公共领域就会挑战公众的观念，招好多人骂。

　　新京报：那没想过就回到学术圈安心搞研究，逃开这种骂战的舆论场？

　　李银河：学者也不能闭门造车呀。我拥有话语权，就认为自己应该肩负这种责任，参与一些公共事件的讨论，为发不出声音的群体发出声音。

　　新京报：你发声的领域好像更多还是在“性别”领域。即便是一般社会事件，你也大多是在“性”或“两性关系”这一视角发声的。

　　李银河：对，因为我在这个领域专业。按照德布雷的说法，公共知识分子分两种，一种是某领域的专家，另一种是泛泛参与公共话题的一般知识分子。而我大概偏向于第一种。但我偶尔也会就一些公共议题发表一些看法，但是关于“性”、“同性恋”、“婚姻与家庭”的话题还是最主要的，我也希望在这些话题上有一些公共舆论的引导作用。

　　谈观念

　　维护公共道德不是我的领域

　　新京报：你倡导的公共议题，比如“同性恋非罪化”问题，以及去除“聚众淫乱罪”等等，经常被公众认为是挑战公共道德。你认为公共知识分子有维护所谓的“公共道德”的责任吗？

　　李银河：在中国，也许刚刚说的那类“一般知识分子”是在维护公共道德的。但那并不是我的领域。在西方，道德这件事，是牧师来维护的。我作为一个学者，关注的是某现象“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不予评判“好坏”及“对错”。并且“道德”其实是一种风俗，也是根据时代和根据文化在变的，我做的是向一些明显错误的观念和习俗挑战。

　　新京报：你在公共领域的倡导，经常被反对的网友们置换成你在“私领域”的问题对你攻击，比如你倡导同性恋平权问题。

　　李银河：呵呵。有人说，“李银河就是因为搞同性恋把王小波气死的！”我对这种攻击已经习惯了，大家经常公领域、私领域不分。在西方有那么多异性恋者也参与同志游行，为同性恋群体发声。倡导公领域性自由和性解放的人，在私领域也可以坚守一对一的关系，这并不矛盾。

　　新京报：你虽然观念一向被认为很前卫，但是表达却十分温和，从不会“言辞犀利”地跟反对者激辩。这是学者风度吗？

　　李银河：我就是这样的人，我言辞不激烈的时候，当时的情绪也是不激烈的。但是我最近也很生气地发博文谴责了一群石家庄的“反色情大妈”。她们跑去广州的性文化节胡闹，还往学者身上泼粪。实在太过分了，我气不过就在博客上写了篇文章，我是不是特没风度？（笑）

　　谈女权

　　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是女权主义者

　　新京报：你一直在同性恋圈子被当成英雄，对同性恋平权的发声多于对女权的发声，你是女权主义者吗？怎么看待“女权主义者”这个标签？

　　李银河：我当然是一名女权主义者！我不明白为什么“女权主义者”在中国社会这么被妖魔化了。大家对女权主义的印象就是特极端、反对男性。其实中国绝大多数人，无论男女，都是女权主义者。只要相信男女应该平等，就是女权主义者，只是大家没有意识到，不承认罢了。

　　新京报：如何看待女性公共写作？像洪晃、胡紫微这样的公众女性经常很辛辣地发表两性关系议题的观点，能否扭转这一领域中的男性话语霸权局面呢？

　　李银河：越来越多女性公共话语一定是一个好的局面。我很欣赏洪晃她们的态度，她们代表着公共领域女性意识的觉醒。我们的社会需要这样的“勇敢分子”，把惊世骇俗的性观念传播出去，她们非常具有战斗性，对固有的两性结构以及根深蒂固的父权文化习俗起到了挑战作用。有更多的她们，才能把“反色情大妈们”打下去！（笑）

　　新京报：对“性”话题的参与以及你前卫的观念引起争议也正常。可“女性身份”是否使这种攻击更“有的放矢”也更加刻薄？

　　李银河：女性身份让我在公共舆论中更脆弱。一个男性谈论性，公然喜欢性，大家是觉得没有问题的，但女性谈论性就会受到道德谴责，比如说她“淫荡”、“婊子”什么的。在我们社会中，女性似乎不太被允许喜欢性。这是我们社会的性别结构中对“两性的双重标准”造成的。放在我身上，也不止是女性身份，作为一个老年女性，让我更加脆弱。如果人们用“老头子”来攻击一个老年男学者，这显然是没有杀伤力的。但当他们对我人身攻击，骂我“老太婆”的时候，就显得挺恶毒的。尤其他们再把“老年女性身份”和淫秽的攻击词语放在一起说时，就更刺耳了，比如“老妖婆”。

　　谈写作

　　写小说要爽，我缺乏天分

　　新京报：你退休后开始写小说，是严肃地想在小说领域试水吗？

　　李银河：不严肃。我一直很喜欢看小说，这几年才试着写，写来自娱自乐罢了。我其实知道自己在这方面天赋有限，不能成为一名小说家。我把写的拿给出版界专业的人看，人家也说很像学术研究里的个案，不像小说。所以就写着玩吧。

　　新京报：作为女性，在小说中对“性”的刻画和描写，和男性作家比起来会很不同吗？

　　李银河：我觉得我的小说并不被“女性视角”框住，因为它主题是虐恋，有各种类型的性权力关系展示。但是我觉得我作为女性，在描写性的时候是用不出来有些男性作家用的那些词汇的，尤其是那些描写女性性器官的词。

　　新京报：“虐恋”题材的小说无法出版，那么你会尝试写其他题材的小说吗？

　　李银河：不会，我对其他的主题没激情。写小说太需要激情了，要写着爽。

　　采写/新京报记者 伍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