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画传》作者：改革者的心灵是相通的

　　《习仲勋画传》已由人民出版社在全国范围出版发行。该书由中央电视台记者、国家一级编导夏蒙和陕西富平县党史研究室主任王小强合作编写。夏蒙从2001年起开始收集整理关于习仲勋的文献资料，他也是去年播出的6集文献纪录片《习仲勋》的总编导。近日，夏蒙就画传的写作过程、出版经过、习仲勋个人经历等接受了新京报的专访。

　　习仲勋战争年代照片弥足珍贵

　　新京报：《习仲勋画传》收录了近300幅图片，这几天，习近平1978年陪父亲下乡的照片受到大家关注。这些照片是怎么搜集到的？

　　夏蒙：2005年，经过中央批准，深圳海天出版社就正式出版过一本习仲勋画册，这里面收录了很多他的家庭照片，只是当时印数很少，所以鲜为人知。

　　去年是习仲勋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了《习仲勋画册》。这两本画册所选用的照片，有亲属珍藏的老照片，有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新影集团提供的照片，还有的是习老身边工作同志所拍摄，这本画传所采用的大部分照片，来源与这两本画册大致相同。

　　要说有所不同，就是有些照片是我们在拍摄文献纪录片过程中所收集的，具体点说，是从我们中央电视台新影集团的电影胶片素材中复制的。这部分图片过去从未出现在出版物中。幸运的是，习仲勋在解放战争中留下的影像资料，在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中是比较多的。

　　因为习仲勋同志在解放战争中不仅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同时也是西北战场上的重要军事领导人，作为第一野战军副政委兼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在那一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撤离延安时，毛泽东起草电文中，最后一份命令是确定西北战场的军事指挥权，电文明确指出：陕甘宁区边区各部队“从即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这实际上是在解放战争一开始，就确立了习仲勋在西北战场上的地位。正因为如此，才能留下许多弥足珍贵的照片。例如书中那张习仲勋与彭德怀等在青化砭察看地形的照片就拍摄得非常生动。

　　新京报：目前已经推出了习仲勋、谷牧、任仲夷和项南4位改革元勋的画传，我看到你也是《项南画传》作者之一。相比起来，是不是《习仲勋画传》写起来更难一点？

　　夏蒙：《项南画传》的写作也是有难点的，熟悉改革开放历史的朋友，只要翻开项南的这本画传，就会理解为什么有难点，这里不再多说。

　　《习仲勋画传》的写作和出版，都是按正常流程进行的，对于出版社来说，并没有因为习老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父亲就有什么特殊对待，都是按照有关规定按正常的渠道送审。但无论作者还是编辑，在写作和编辑的过程中都觉得责任重大，这主要还是来自要面对读者的压力，毕竟人们对这本书的关注度可能会更高吧。

　　新京报：创作过程中，传主家属有没有给出意见？

　　夏蒙：人民出版社作为我们国家最重要的出版机构之一，对领导人传记一类的图书有一整套既定的送审和把关程序，书稿最后要由有关单位对所涉及的人物和事件进行审读和把关。

　　当然，这期间也会争取传主亲属的支持和理解。比如，书稿就要交付印刷前，有一张习老会见文艺工作者的照片，我们一直认为其中一位可能是某位著名曲艺演员，可心里又没底，后来我们向习老夫人齐心同志求证，她一眼就认出，照片上的人物，一位是著名京剧演员果素瑛，另一位是程派著名青衣王吟秋。《项南画传》也是如此，许多照片的考证，我们都请教过项南夫人汪志馨同志。

　　“习老的一生有两大亮点”

　　新京报：习仲勋一生经历过战争的岁月，又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西北局和中央都担任过重要职务，1962年之后蒙冤16年，后来参与改革开放，一生的经历很丰富。给你印象比较深的是哪段经历？

　　夏蒙：习老的一生有两大亮点，第一，他是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建立的众多根据地当中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正因为有了这块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中共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才有了一个落脚点，抗日战争爆发后，这块硕果仅存的根据地又成为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奔赴抗日战场的出发点，历史学家总结为“两点一存”，可以说，这是习仲勋与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写下的非常重要篇章。

　　第二个亮点是习仲勋是中国倡建特区第一人。习仲勋在主政广东时，率先向中央提出要让广东“先走一步”，“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可以说是他第一个拉开了创建特区的大幕，毫无疑问，习仲勋是一位坚定的改革者。2002年习仲勋逝世时，香港发过一篇报道，当时用的标题就是“倡建特区第一人”。现在看来，这两大亮点是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的。

　　“宽待”逃港曾被严厉责问

　　新京报：能否举例讲讲，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习仲勋有没有遇到阻力？他是怎么做的？

　　夏蒙：1978年，习仲勋从中央调到广东工作，中央给他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阻止“偷渡外逃”。当时上边对群众往港澳偷渡一律称作“偷渡外逃”，定性为“敌我矛盾”。习仲勋到广东后经过实地考察调研，很快就发现这个现象背后存在隐藏着巨大的问题，那就是内地和港澳的差距太大了。

　　他坚决反对“偷渡外逃”这个说法，主张要把“外逃”称作“外流”，因为偷渡者不是不要家乡，而是向往更好的生活，何况香港、澳门也是我们的领土，只要将来我们把经济搞上去了，群众生活改善了，这些外流的群众还会回来。

　　他的看法和主张，在当时真是石破天惊。甚至有中央领导打电话严厉质问他。可以说，他将广东的偷渡外逃现象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一改过去围追堵戴、抓捕关押的做法，采取教育疏导的方式，后来又干脆全部释放了被关押的群众，这都是顶着压力，冒了很大风险的。新华社广东分社的记者曾回忆说：我都替习仲勋同志捏一把汗，因为这个想法和中央差距很大，提议很坚决，这些话他敢说我都不敢写。

　　新京报：你觉得邓小平、万里、习仲勋、谷牧这批改革者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夏蒙：包括邓小平、胡耀邦、叶帅、万里、习仲勋在内的许多改革者，他们的心灵是相通的。这体现在他们从来都是用自己的头脑在思考问题，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一贯地坚持实事求是，也都清醒地意识到，改革是大势所趋，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

　　“文革”中习仲勋与家人分别7年

　　新京报：因为小说《刘志丹》和“文革”，习仲勋曾蒙冤十六年，他晚年对这段经历是怎么看的？

　　夏蒙：习老是一个有勇气、有担当、有大智慧的老人。他不写回忆录，也不热衷给自己写传记，但他却非常关心如何正确地看待党的历史，关心写出真实准确的党史，虽然没写回忆录，但他对一生经过的许多重大事件都有鲜明的态度，对许多人物有自己的评价，有些可见于他在一些重要会议上的发言、报告，有些可见于他公开发表的文章，通过对这些历史文献的研究，可以清楚地梳理出他的思想脉络，他一贯的实事求是精神，也可以看出他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几乎没犯过“左”的错误，这是非常难得的。

　　新京报：《习仲勋画传》专门用了两节来讲述习仲勋蒙冤十六年的经历，其间他和家人七年未见，再次见面认不出谁是近平、谁是远平。这个细节是哪里记述的？

　　夏蒙：这是习老的家人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讲述的。我们的文献纪录片里也都播出过访谈的内容。他们一家人也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经历了“文革”这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从这部画传中，读者可以看出他们一家人都十分坚强。

　　1972年，习仲勋与家人分别长达7年，终于获准可以去看望他的时候，齐心把分散在不同地方的子女召集在一起，特意在北京王府井中国照相馆拍下了一张照片。从照片上齐心和子女们的微笑中，你完全感觉不到他们经历过的苦难，只有内心具有强大力量才能做到这一点。

　　新京报首席记者 关庆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