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黎用四十九日祭出柔软与伤感

　　【新剧热评·《四十九日·祭》】

　　电视剧《四十九日·祭》里，并没有可供津津乐道、启蒙的新鲜视角和人物，而是善恶是非异常确定的人物。与电影和小说着重区分妓女与女学生不同，张黎的视线里男人与女人的区别更大。

　　电视剧《四十九日·祭》的导演张黎，此前曾执导过《走向共和》、《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国往事》等颇多具备精英知识分子气质的国产剧。这些作品毫无例外地拥有同一个特征：提供了新鲜的、与主流定论不同的历史人物与价值观，也因此备受精英知识分子的推崇。然而，《四十九日·祭》中张黎则走上了不同的路径：对于南京大屠杀这一事件，与含混立场截然相反，立场相当坚定，相当主流化——日本兵虐杀中国平民不容置辩，历史不容忘却。

　　张黎不止一次地提及自己拍摄《四十九日·祭》的缘由，恰好在于主张忘却和宽容的我们，逐渐忘记了那一段如此惨绝人寰的历史；同时，施暴者正试图抹去这段历史。“忘记屠杀，等于第二次屠杀”。

　　所以在这部剧里，并没有可供津津乐道、启蒙的新鲜视角和人物，而是善恶是非异常确定的人物。代表着普世价值与和平意愿的安全区国际志愿者，他们饱含热泪却每每无能为力；身着黄色军装的日本人是人间地狱惨剧的制造者，刺刀一次次刺出、枪声一遍遍响起，他们心硬如铁；代表着政府意志和取舍的国军高层，在咒骂和震惊中登上了逃难的大船，放弃这座即将沦为人间地狱的城市；穿军装的普通士兵，在战争中想着活下去，也坚持着哪怕最艰难的反抗和最微弱的保护。镜头下更多的，是被战乱和屠杀吓坏了的普通平民，左奔右突却逃不脱厄运，如草芥一般被杀戮。

　　张黎形容自己“一颗心又大又柔软”，他喜欢的男人是“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与电影和小说着重区分妓女与女学生不同，张黎的视线里男人与女人的区别更大。所以在电视剧里，男性的角色戏份被加大，他们无论军官（戴涛），无赖（法比）、杂役（阿顺），都在任何时刻想着保护他们身后的将来可能成为母亲的女性。不论妓女还是女学生，不论是杂役还是士兵，他们都是带有污点的普通人。

　　故事的开始，法比是个泼皮无赖式的假神父，玉墨是个心比天高、身为下贱的烟花女子，孟书娟是个带着青春期病态的拧巴少女，他们有着自己的情绪和个性，上下左右看不对眼，是是非非模糊勾连。当屠城的灭顶之灾来临，在教堂里毫无血脉关系的七个男人和十三个女人，相濡以沫，相互扶持，温情与暖意充满湿漉漉的感动。

　　人生只有一次的死亡虽然毫无意义与悲壮感，也因为动机充满了素白的美好。军官戴涛与妓女玉墨的一段若有若无的情愫，是这昏天黑地49日里不多得的希望与美好，也是导演内心的柔软、浪漫与诗意。倘若戴涛与玉墨在雨中初识，偶然眼神相撞后，戴涛一段雨中的独舞还带着正常岁月的憨气与傻气，那么屠杀来临前，戴涛与玉墨一段充满激情的热舞，则充满了赴死前短暂偷欢的悲怆。

　　在《四十九日·祭》的镜头里，有血腥和残暴：日本兵举起一次次刺向平民的刺刀，脚下是血流如河；也有充满不幸预兆的美好：碧蓝天空下晦暗涌动着的云彩，杀戮进行时柔软清凉的钢琴曲——这便是张黎的柔软与伤感，那么多的暴行，撕毁了美好，却无可回避。

　　《四十九日·祭》里频繁出现的惨烈镜头，毫无疑问对当下观众的观剧体验是一种挑战和冒犯，然而在张黎看来，“诛千人不如得一心”，哪怕这部电视剧被不多的人看见，并铭记那段历史，便已值得。

　　□梅子笑（剧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