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铁：河北产业园区空间需重塑

　　京津冀协同发展目前已经成为政府、企业以及民间的关注热点，而产业园区则是带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大背景下，京津冀产业园区的发展存在着怎样的问题？又将去向何方？在由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等机构举行的“京津冀产业园区的发展与规划——集约与高效”2014(冬季)崇礼中国城市发展论坛上，各界人士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产业园区应改变粗放式增长

　　与会专家认为，目前河北地区的产业园区发展依然是以粗放式增长为主，资源浪费严重，已经不符合京津冀协同发展所要求的集约、高效、环保，因此转变增长方式迫在眉睫。

　　“在我国经济要素资源当中，最稀缺的就是土地资源。”国家发改委城镇中心副主任乔润令在论坛上表示，“工业用地的使用效率低下，更是加剧了土地资源的紧缺。”据他介绍，我国工业用地平均占比为城市总用地面积的40%-50%，产出效益又非常低。而国外一般城市的占比最多也就是10%-15%。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则认为：“河北的产业园区，在走城市发展的经营模式，低价提供工业用地，通过房地产开发来进行补偿。但是现在的大环境下，土地成本在上升，劳动力成本在上升，补偿的唯一条件——房地产的发展趋势在逐渐下滑。这样的产业空间需要重塑。”

　　李铁表示，降低产业园区成本的路径主要有两条：第一，更多地通过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来释放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空间，降低政府的成本。第二，产业园区民营化，减少政府这种干预和对资源的过分浪费。

　　中国宏泰产业市镇发展有限公司副总裁杨允也认为，民营企业在产业园区的运作上更加灵活，可以采用以股权换产权、或者股权换服务等方式来吸引更多优质产业的聚集，也能够为有活力的中小企业提供更多服务。

　　建设智慧园区是发展趋势

　　而对于如何重塑未来产业园区的发展模式，降低园区管理运作成本，众多与会嘉宾一致提出了一个新思路：发展智慧园区。具体来说，是运用信息技术来提高园区的使用效率。他们认为，目前我国的硬件技术已经足够发展智慧园区，主要阻碍在于规划层面。

　　神州数码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长李继刚认为，中国现在的智慧城市建设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面向未来，没有给未来留下发展空间。智慧型产业园区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有长远的考虑，发展不能急功近利。

　　“智慧型产业园区的发展模式在中国还有更广泛的空间。”李铁也指出，产业园区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来完成对园区的管理，园区数据系统通过云平台实现大数据整合，把园区和全国的企业、产业和世界的企业、产业有效结合起来，是未来产业园区发展的大趋势。

　　IBM大中华区副总裁、首席市场官周忆也认为，“IT技术在未来产业园区建立过程中将具有重要地位。”她以宁波港园区为例，详细介绍了智慧园区理念对宁波港物流管理起到的作用。据她介绍，目前，宁波港已经建立了一个以云计算、大数据以及移动技术为基础的物流网。依靠这样一个智慧物流控制中心，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大量数据的采集和实时分析，有效地监控物流过程的每一个细节。

　　“运用这样一个高效的管理手段，虽然花了些钱去建设你的数据中心，但带来的投资回报也是相当可观的。”周忆称。

　　■ 个案

　　延庆：新能源产业带动生态涵养区发展

　　在京津冀大发展、产业大调整的格局之下，每一个地方政府都有进一步加快产业园区发展的冲动，然而在政策划定的生态涵养区，其经济发展一直以来都受到环境保护的制约。如何在经济与生态这一“矛盾”中寻找到平衡点，一直是业界关心的话题。而延庆作为京郊最重要的生态涵养区，其发展路线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据北京市延庆县委研究室主任杨国柱介绍，目前延庆的开发区有24个，发展20多年了，最好的一个契机是2012年中关村园区扩区。在延庆建立中关村分园后，能够享受中关村一系列的政策，发展速度加快。现在我们园区的注册企业大概有520多家，实体企业有99家，就业人口大约是两万多人，税收8个多亿。延庆近几年着力打造的是新能源产业。虽然目前从这一批企业的发展程度看，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制造、加工组装环节，高附加值环节还比较少，不过如果能够融合利用好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调整优化的机遇，又有着申办冬奥会的历史性契机，还是有希望把水平提高上去。

　　据了解，目前延庆已经和中关村发展集团签订了一个共同开发建设的框架合作协议，而目前这个园区，正在成为北京市一些新能源产业的示范、应用、研发、制造、生产聚集地。

　　■ 对话

　　“城市病”需要通过利益再分配疏解

　　不仅仅是京津冀区域，中国的城镇化发展也还面对不少难题，比如经济增速放缓会不会影响城镇化发展趋势？户籍制度的改革突破口又在哪里？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城市和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新京报：目前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处于一个什么时期？经济增速的下滑会不会对城镇化的过程造成影响。

　　李铁：根据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经济增长和城镇化水平一定是正相关的。因为城镇化一定会带动非农人口就业。我们的城镇化现在依然处在高速增长期，城镇化率约为53%，这意味着在未来50年内我们的城镇化趋势不可阻挡。不过经济增长水平只会影响到城镇化的速度，但是并不会影响整体趋势。

　　新京报：城镇化过程中户籍制度改革应该怎么突破？

　　李铁：户籍问题的解决，比较大的阻碍在于利益的固化。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已经形成了30年的积累和利益矛盾，因此要循序渐进。拿北京来说，北京有1300万的户籍人口，800万的流动人口，如果解决那800万人口会影响到1300万人的福利，目前主要的反对声音还是来自于民间。所以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还是要讲究在严控的角度下逐步释放。

　　新京报：目前北京等大城市的城市病如何解决？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避免这样的大城市病复发？

　　李铁：这其实涉及一个城市功能的疏解问题。我们需要通过利益再分配、基础设施再配置的方式，将流动人口分流到周边的中小城市群去。城镇化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好处，但是也带来了社会矛盾。但是社会矛盾不是一下能够解决的，因为利益结构之间，群体之间的观念冲突需要时间来化解，但是从目前来讲，第一步毕竟已经走出了。

　　新京报：对于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鬼城”问题，您怎么看？有没有什么方法来避免“鬼城”的出现？

　　李铁：中国的城镇化是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进行矫正的，经过15-20年的教训之后反过来进行矫正。比如说望京，望京以前被说为鬼城，但是现在没有人说它是鬼城了。刚刚盖起的时候没有人考虑服务业的发展，但是当30万人口聚集之后产生了服务业的需求，这就使得很多投资者进入，改变了这一区位原有的状况。使得鬼城变成了活城。我们和西方不一样，西方是在一个时段内完成，而我们是在不同时段完成的。

　　新京报记者 陈禹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