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同胞受的苦还原出来，我就这点能耐”

　　■ 对话人物

　　费仲兴

　　1944年出生于江苏无锡，1966年毕业于华东水利学院应用数学专业。1968年入伍，1983年调入南京炮兵学院，自此在数学研究室任教，2004年退休。

　　费仲兴的另一个身份也许更广为人知，他被许多媒体、学者称为“南京大屠杀民间调查第一人”。

　　从2001年起，费仲兴展开自发调查，力图还原南京城东郊汤山地区平民遭日军屠杀的情况。2008年，他将调研资料集结，出版了《城东生死劫》，还原了一份834人的汤山遇难者名单，填补了南京大屠杀研究史上汤山历史的空白。

　　两年前，新京报率先报道了费仲兴调查“汤山名单”的经历。如今的费仲兴已经搬离汤山，迁至南京城里居住。他说，当年的幸存者在过去十年间相继离开，如今做南京大屠杀见证者口述调查的工作越来越难，也使得这份来之不易的汤山名单更显珍贵。

　　“活到70岁，风风雨雨都见过，能尽量平静地进行汤山调研。但汤山陷落史是一部哀史，研究这部哀史，心中不免凄凉。”费仲兴说。

　　汤山是否属南京大屠杀范畴曾有争议

　　新京报：你当年是如何想到要调查汤山名单的？

　　费仲兴：从1983年起，我一直在南京炮兵学院任教，学校位于汤山。节假日我常骑车外出，看看田野风光，把感想写成文字。2001年4月，有学生建议我写写汤山炮校的历史。这方面我几乎一无所知，于是就到校外农村向当地老人讨教。这样跑了几趟，到了2001年夏天，获得了大量闻所未闻的信息，特别是关于日军在炮校附近农村施暴的种种历史事实。

　　新京报：当时这段历史还是空白？资料很少？

　　费仲兴：对，我了解到日军在汤山实施了种种暴行，这些惨事一直无人调查。8年沦陷期间汤山有多少人被杀？文献上查不到，我就想以一己之力进行调查，争取获得可靠的数据。

　　新京报：听说学界对于汤山是否属于南京大屠杀的范畴曾有争议？

　　费仲兴：对，曾有人告诉我，南京大屠杀是指南京陷落后市内各区及长江边的杀戮，汤山属江宁县，不属南京市区，言下之意很明白。后来，南京大屠杀的时空范围渐渐拓展了，南京城陷落前后日军在城内外对放下武器的军人和无辜百姓施行的种种暴行，都属于南京大屠杀的范畴了。这样一来，我就成了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者。

　　新京报：你的研究曾得到了一些基金的资助，是如何获得资助的呢？

　　费仲兴：2004年，我在报纸上看到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刊登的信息，说他们有一项南京大屠杀研究基金的资助课题。当时是一批日本华侨捐助了30万元给研究中心，希望能资助南京大屠杀的相关研究。我申请了此资助课题，被批准了。当时拿到的第一笔资助是5000元，我买了数码相机，继续走访汤山区域的大屠杀见证者。

　　老人不愿谈大屠杀称“怕以后倒霉”

　　新京报：调查过程中受访的老人是什么态度？

　　费仲兴：有些老人愿意讲，有些不愿意讲。许多人开口第一句话就是“再讲这些事还有什么用呢？”我就说，要把他们受过的苦记录下来，给年轻人看。

　　新京报：不愿意讲的老人有什么顾虑？

　　费仲兴：不愿意讲的也有不同情况。有位当过生产队干部的老人说，历史问题不可以随便说，拒绝采访；有的老人认为现在都讲和平、讲友好，再提那段血腥的历史会不合适；有的老人不想再去回忆恐怖的经历；还有的老人话都讲完了，请他签字，却不肯，说怕以后倒霉。

　　新京报：老人们讲的事情中有没有令你特别难忘的？

　　费仲兴：如今八九十岁的老人，当时十来岁，记得很清楚。说到伤心处，有的哽咽流泪；有的愤慨激动；有的撩起衣裤让你看身上的伤疤；有的指点现场，告诉你日军在何处行凶。

　　有几位老人都讲到了同一个故事：1937年12月6日，汤山寺庄的七八十个村民钻进安基山的树林里挖了条深沟，沟旁挖洞，上面盖些松枝，躲在里面避难。村民侯于高的妻子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解开衣裳喂奶，谁知小家伙吃了几口就哇哇大哭起来，黑夜里听起来特别响。村民们都担心这哭声引来祸患。七八十号人呢，日本人听到了，大家都没命。等了十来分钟，侯于高拿着铁锹出来，在外面挖了个坑，又默默回到洞里，抱了女儿出来，把她埋了。侯于高妻子双手掩着脸哭，不敢朝外看一眼。其他村民也只能一言不发，坐在她身边陪着她哭。

　　“遇难者的姓名和人数，都没有温度”

　　新京报：接触到大量血腥的史实，你的情绪会不会很激动？

　　费仲兴：我还是比较平静的，毕竟这么大岁数了，各种风风雨雨都经历过。老人讲我就听，他们讲什么我就记下来。我看到有的记者写：“当数字变成名字，就有了温度和历史。”意思是说遇难者名单比遇难者人数更重要。而在我看来，姓名和人数一样，都没有温度，即便是遇难者背后的故事，那也是凄凉的。

　　新京报：《城东生死劫》这本书的反响如何？

　　费仲兴：这书是我自费出版的，花了两万元。它在南京的影响其实微乎其微，大部分都被炮校消化了。有一次我回炮校溜达，一位学生告诉我，他熬了个通宵一口气看完了全书，我很感动。

　　新京报：有没有日本读者反映他们的看法？

　　费仲兴：我做的幸存者口述收进了《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有一次我见到了一位特殊读者，是个日本记者，他让我带路去麒麟镇西村看望幸存者。进了幸存者家，他拿起《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仔细核对。整整一个上午，他一言不发，脸部没有任何表情。2011年12月，我在日本8个城市参加了民间人士组织的8场“证言集会”，揭露日军在汤山的暴行。翻译告诉我，金泽大学有位教授看了我的书，认为是写得最详细的一本。

　　南京城人口流动频繁，不利于名单统计

　　新京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共有30多万人，目前统计出来的只有1.6万多人，还原这份名单如此困难的原因你觉得在哪里？

　　费仲兴：就我在汤山走访的经验来看，农村的人口流动性比较弱，老人长期定居在一个村子。通常找三四个老人，就能把一个村屠杀的情况摸清楚。而南京城里人口流动很频繁，很难找到知情人。即使是住在一幢楼里的邻居，对别人的情况也不太了解，这可能是南京城里的遇难者调查比较困难的一大原因。

　　新京报：你认为还原834名遇难者名单的意义是什么？

　　费仲兴：就是单纯地希望了解那段历史，把遇难同胞、幸存者受的苦尽力还原出来。有人对这些历史感兴趣，那么他可以看看我的调研。我认为我要做的工作已经做完了，调查、研究，把资料整理出来，出版成书。我就这么一点点力量，就这么一点点能耐。

　　新京报：今后还有调查计划吗？

　　费仲兴：今年6月我完成了对紫金山抗日碉堡群的研究，写成了《紫金山碉堡》，但不打算出版，没人会买。《城东生死劫》我想在几年后认真修订一番，再印一千册。梦想能否实现，眼下难以预料。

　　汤山沦陷史是部哀史，研究哀史，心中难免凄凉。但想起多年来朋友们对我的关心、鼓励、支持和帮助，心里就暖暖的。不管怎么说，退休后能拥有这么一段经历，还是值得自豪的。 ——费仲兴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