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希望工程在一起

　　在中国，平均每10个城市居民中，至少有6个人曾向它捐款。

　　18396所小学以它命名。

　　平均每小时，会有20位贫困的孩子得到资助。

　　因它而受益的困难学生已有495万名。

　　它就是希望工程，很多人因它而走上了公益之路，在它25岁之际，三个人讲述了与它的过往。

　　送上门的第一个摄影志愿者

　　解海龙 

　　当时身份：文化馆宣传部摄影辅导员

　　现身份：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副主席

　　1989年10月30日，由团中央、中国青基会发起的，以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儿童为目的的“希望工程”正式启动。

　　彼时，40岁的解海龙刚确定了他此后想要拍摄的方向——用相机记录中国乡村基础教育现状。但他还不知道希望工程。

　　1991年3月5日，解海龙在王府井邂逅了希望工程。街头宣传希望工程的大标语，让解海龙激动。“你们这哪儿搞的啊？”

　　“我们是团中央刚成立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我找到组织了，团中央在哪儿？”

　　“正义路。”

　　他一路跑到团中央办公楼，等不及电梯，一口气跑上10层，进了一间办公室。“我是文化馆的，现在正在拍摄一个题：乡村基础教育现状。”

　　在解海龙表明他拍照有相机，经费自己承担后，22岁的工作人员走出门。没过一会儿，一个处级领导来了，然后来了一个厅级干部——希望工程创始人、时任青基会副理事长和秘书长的徐永光。

　　和解海龙聊完，徐永光拍着他的肩膀说，“我们觉得你是真心真意要干这事儿，这样，我们签个合同。”

　　解海龙把合同简单概括为，他拍照片给中国青基会使用，不需要稿费等，青基会拨付5000元给他专款专用，让他买好胶卷拍摄。

　　这笔钱解海龙拿到手就跑回单位交给领导，领导特别交代财务，“快快快，给解海龙弄一个账，只有他能花，用来买胶卷和洗照片用。”

　　解海龙说，至此，他成为了希望工程的第一个志愿者。

　　一年间，他去了12个省份，拍回的照片全交给青基会。40张被选中。

　　1992年4月中旬，中国青基会启动百万爱心大行动，开始使用解海龙拍摄的照片对外宣传。安徽金寨县的“大眼睛”苏明娟一夜成名。

　　同年10月，“托起明天的太阳希望工程摄影大展”在民族宫举办，“每天来上万人，往地上扔钱捐款，兜里有两块十块的就扔到感人的照片下，40张照片，每张下都有钱。”他说，有个战士看完展览，把仅剩的5元捐了，然后走回西山北京军区。

　　“每当我看大眼睛照片时都要拷问自己，我做得对不对。”时隔25年，解海龙坦言，从成为希望工程志愿者那天开始，做公益已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他早已不是最初那个为了得奖的摄影爱好者。

　　希望工程创始人的焦虑

　　徐永光 

　　当时身份：希望工程创始人、青基会副理事长

　　现身份：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中国青基会顾问

　　1989年春，徐永光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办公室畅想青少基会的发展方向。

　　广西大瑶山孩子们渴望读书的眼睛在徐永光脑海中闪现。1986年，他曾在广西进行两个月调查，发现一些农村学生到4年级90%都失学了。“那种情况下指望政府解决不可能，教师工资都发不出来。动员社会力量帮助孩子读书，在当时是唯一的选择。”

　　徐永光成了希望工程创始人，他把希望工程定义为中国最早的动员社会参与公益的模式。

　　1992年，青基会发起百万爱心大行动，开始一对一救助模式。

　　“这种模式获得的捐款在1992年当年救助的失学儿童就达32万人。而1989至1991年才累计救助3万名失学儿童。”20多年前的数据，徐永光记忆犹新。

　　1994年，希望工程又推出一加一助学行动，进一步强化一对一结对救助模式。在他看来，希望工程发展最猛的就是1992年和1994年。

　　但这年，香港《壹周刊》刊文诽谤希望工程。“这篇报道对希望工程在海外的形象损害是灭顶的，尤其在香港。”

　　咨询律师后，徐永光对同事说：“我们打官司，把官司打到他们家门口去！”官司足足打了6年，“很艰难。”2000年，青基会胜诉。

　　徐永光也看到希望工程面临的问题。1993年就提出了希望工程八大隐患。1995年，希望工程全面收缩，这年被徐永光称为希望工程管理年。青基会砍掉了全部地县的基金，不允许地县两级筹款。

　　就在这年，希望工程服务商标完成注册，从此受到法律保护。“为什么希望工程项目做了25年没有发生大的腐败、欺诈事件，这和法律手段保护公益品牌有直接关系。”徐永光说。

　　2003年，徐永光曾做过战略转移的规划，想引进美国的“为美国而教”模式，提出以希望小学为基地，动员名校毕业生到教育落后地区支教两年，他们的工资由与项目有合作的大公司捐助，两年后，这些大公司优先面试这些毕业生。“这个战略转移的计划没被采纳，比较可惜，损失特别大。”

　　2005年，徐永光萌生退意，相继辞去了秘书长和常务副理事长的职务。现在作为青基会顾问，徐永光仍会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

　　他仍给予希望工程很高评价：它开创了公益慈善事业的先河，对个人命运和农村教育状况的改变又提升一步。在精神道德文化层面，希望工程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当时社会建设精神世界的寄托，代表了一种道德、精神导向。

　　受助生心怀感恩反哺社会

　　刘静

　　当时身份：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拜泉县新建乡万发村三队受助学生

　　现身份：黑龙江省青基会副秘书长

　　1992年，刘静12岁，本应读小学3年级的她辍学了，只因交不起20元的学杂费。妈妈在她7岁时离世，爸爸残疾，家中4个孩子都在上学，身为老三的她选择了退学，“让他们上学吧，我不上了。”

　　老师很着急。碰巧的是，希望工程刚在10多个县推开，每个县几十个孩子，她所在的县正在寻找像她这样的失学儿童。

　　老师推荐了她，层层上报后到了团县委。当20元送到她家时，她特别震惊，“不敢相信。”在希望工程资助下，刘静读完小学和初中，尽管高中没有了希望工程的支持，但通过媒体报道，仍然有持续不断的捐款寄到她手中。

　　有几个阿姨一直给我邮寄钱，我结婚时这几个阿姨都参加了。

　　“我真的觉得特别幸福，也特别幸运，这不是钱能表达的，这种温暖和力量更重要，这也是希望工程最重要的地方。”当年资助的结对卡和捐赠人的信，刘静还留着。

　　怀着感恩之情，2003年大学毕业面临实习时，刘静选择去青基会以志愿者实习生的身份做了近一年，并因工作需要留下，至今已有11个年头。

　　刘静见证了希望工程的变化。“之前多是物质帮助的救助模式，现在这10年是发展模式、育人层面更普及了，物质投入和软件育人、助人自助的理念同步进行，后者是最核心的价值。”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传递爱心，践行公益，帮助今天还需要帮助的孩子，就像当年你们帮助我们。”在希望工程25年活动上，刘静和希望工程第一个受助生张胜利、受资助重返校园的现广西平果县希望小学校长周标亮、“大眼睛”苏明娟等7名曾经的受助生发出倡议，动员受过希望工程资助、已参加工作的伙伴们成立“希望之星联盟”，每人每天捐1元，一年捐365元，建立“希望之星基金”，用自己的力量，让希望工程薪火相传。

　　新京报记者 王卡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