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家的孤儿

　　他们还是孩子，或肢体残疾，或身患疾病，从小就被遗弃。

　　他们平淡地生活在福利院，多有一个姓——党。

　　可有时也会遇到惊喜，“中了彩票似的”——他们中身体残疾、智力正常的孩子被送到能创造更好成长环境的慈善机构助养。

　　北京春苗儿童救助基金会，就是参与助养贫病弃儿的慈善机构之一。他们为这些孤儿都安置了一个家。

　　连日来，新京报记者走进这些家庭，发现在这个“家”里，有爸爸妈妈，有兄弟姐妹，有真实的生活状态，当然，也有真实的爱与离别。

　　回家

　　9岁的党志君上小学二年级。下午4时放学后，为炫炫自己的权威，他让妈妈于淑香“快点推”。

　　轮椅的车轱辘在飞速旋转。刚到家门口，砰一声，党志君笑着飞身跃下，半个身子哗啦倒在地板上。

　　下身瘫痪的他借助一把几公斤重的扶手椅，噌地扶稳站了起来。他用他塌陷的吃不住力的脚，一点点朝卧室挪去。

　　3岁的小妹党小洁看到党志君回家，叽叽喳喳走过去。帮哥哥拿书包。

　　党小洁患白化病，头发、眉宇赤白。她的小碎步比哥哥快，几步到了卧室。

　　他开始召集兄弟姐妹们“开会”——“党馨雨、党小洁、党小强……你们过来”。党志君喊道。

　　“你们说，你们听我的（话）吗？谁敢不听我的？”爸爸妈妈在厨房里忙活的时候，党志君眯着眼睛，摆起老大的架势。他要证明，在家里他说了算。

　　党志君话题刚一撂下，两个三岁的孩子默许点头，但高党志君一头的12岁姐姐党馨雨吐吐舌头，“我不听”。

　　“你敢不听？！”党志君做愤怒状，似要挪身扑向党馨雨。

　　党馨雨咯咯笑，带弟弟妹妹跑了。

　　看姐姐不在，党志君嘿嘿笑，对新京报记者说：党馨雨比我大，你知道为什么怕我吗？

　　他眯着眼透露技巧，“她最怕痒痒，我咯吱她。”

　　11月28日下午5时，顺义一普通小区，一串串笑声从小区一楼传出来。五个孩子“哥哥”“姐姐”“妹妹”“弟弟”欢叫着，玩儿得不亦乐乎。

　　在厨房里，孩子们的爸妈宋维良和于淑香腰系围裙，他们泡好一盆粉条，买了一块猪肉，要给孩子们吃家乡菜“猪肉炖粉条”。

　　下午6时，天刚擦黑，夫妻俩做好一桌饭菜，五个孩子排着队去卫生间洗手，然后端坐在餐桌旁等爸爸妈妈吃饭。

　　当爸妈

　　看几个孩子吃得正香，于淑香双眉下挑，她笑说这个家其实是“假的”，她怎么可能有五个孩子？

　　于淑香所说的“假的”，是指她和老公宋维良并不是五个孩子的亲生父母。但在北京当孤儿的父母，是他们的工作，也是使命。

　　2006年夏，在黑龙江大庆一家饭店做面点师的于淑香听到亲友说，“北京有孤儿需要照顾，你和你老公那么喜欢孩子，很合适，就去当他们的爸妈吧。”

　　“我不去”，于淑香想都没想，一口回绝。她知道照顾孩子不易。

　　“要不你们先去看看孩子，不想干再回来。”亲友试图说服。

　　于淑香心软了。

　　她回到家，对当时在砖厂开车的丈夫宋维良说，“要不咱就去一趟北京，看看？”

　　2006年10月，于淑香夫妇俩将正读高二的儿子交给婆婆，踏上去北京的列车。当时，春苗基金会尚未成立，但作为以救助孤儿为方向的公益组织，一直承担着护养福利院孤残儿童的重任。公益机构还在顺义一小区租了几间三室一厅，想为孤儿们找专职爸妈。

　　“在社会化小区，我们寻找有养育子女经验的，特别爱孩子的真实夫妻成为孤残儿童的爸爸妈妈，让孩子们建立非常完善的社会关系，体会到真实家庭带来的温暖和幸福。”春苗基金会秘书长崔澜馨说起公益组织雇佣真实夫妻的初衷。

　　于淑香夫妇来到北京顺义一小区。

　　夫妻俩到小区后，三个大小便失禁、不能走路的孤儿向他们扑来。“多好的孩子，我想照顾他们，想试试。”于淑香捏了捏丈夫的衣角。

　　要干，就干吧。宋维良说。

　　夫妻俩经过面试，顺利成为三个孤儿的爸爸妈妈。殊不知，夫妻俩的决定遭到婆婆的强烈反对，“你们去北京干啥，又不赚钱，干吗要跑那么远。”

　　“不是为了钱，为娃。”于淑香知道夫妻俩如果照顾孤儿，一个月一共拿2000多元工资，攒不住钱，但她有自己的逻辑。

　　假期，夫妻俩想家了。于是将三个孩子带回大庆。一路上，于淑香格外忐忑，“婆婆会认这几个大小便失禁的孩子吗？”

　　本以为会遭婆婆冷脸，但看到三个孩子后，于淑香说，“婆婆乐了。”

　　三个孩子在大庆老家开心地玩耍，这一幕被40多岁的桓青香看得眼馋。

　　桓青香，于淑香的亲友，大庆一家保险公司经理，月入五六千元，丈夫刘峰做粮食收购生意，月入两千多。夫妻俩有一个高中一年级的女儿。小日子平淡而又幸福。

　　“要不，你们也去北京面试一下？”，一天，看夫妻俩对孩子爱不释手，于淑香试探地问了一下。

　　“我女儿读高一呢，咋去，去了后，孩子变坏咋办”，桓青香心里嘀咕，不能去。

　　三年一晃而过。

　　2011年夏，桓青香的女儿考上大学。8月21日，当女儿提着行李箱离家上大学后，桓青香又悄悄嘀咕，要不要去北京照顾孤儿呢。

　　恰在这时，于淑香给桓青香打电话，“你女儿也上大学了，你们夫妻俩就去北京吧。孩子们需要你们。”

　　“女儿也上大学了，再说不去就没理由了，去！” 2011年9月13日，桓青香和丈夫刘峰来到北京。

　　桓青香称，担心应聘不上，她还留了一手，“我没有辞去保险经理的职务，万一应聘不上我就继续回家做保险。”

　　面试通过。夫妻俩果断辞职。

　　9月20日，桓青香和丈夫来到顺义。她要照顾四个孩子。其中三个男孩，一个女孩。分别患轻度脑瘫、先心病及下肢瘫痪等。

　　四个孤儿中，19岁的党文明最让桓青香担心。党文明下肢瘫痪，看到新来的爸妈，小伙子不哭不笑，满肚子的心事。

　　当其他孩子都“爸爸妈妈”地叫桓青香夫妇的时候，党文明憋了半天，牙缝里漏出俩字：阿姨。

　　改口

　　照顾孤儿，和正常家庭的孩子相比，更不容易。崔澜馨称，福利院送来的孩子尽管智力正常，但多是病残孤儿，患先心病、瘫痪、大小便失禁、肢体残疾等病症。需要特别照顾。

　　于淑香到现在还记得刚开始照顾三个孤儿时的经历。

　　“三个孩子都大小便失禁，从早到晚换尿布，一天能攒一大桶，到处都是臭味，说心里话，这不是我的孩子，我有不情愿的时候。”

　　除了换尿布，于淑香最怕孩子们哭闹。当孩子们哭声此起彼伏的时候，于淑香心里急，“他们喊我爸爸妈妈啊，我要对得住这个称呼，我得全身心爱孩子，他们哭，是因为他们生病难受，我不能嫌弃。”

　　于是，她和丈夫一点点摸清孩子们的脾气。给孩子吃什么药，怎么哄，哪个孩子最淘气，都要门儿清。

　　和于淑香一样，桓青香一家也经受着孩子们带来的各种考验。在桓青香看来，最大的考验有时候来自“残酷的社会”。

　　桓青香的论断并非没有依据。有时候天儿好，桓青香及老公刘峰会推着四五个孩子出门遛弯，在公园或广场，遛弯的人看到夫妇俩推着抱着一堆孩子，眼珠瞪得格外大。

　　刘峰称，遛弯时，有人实在忍不住，就问他，“你们家咋那么多孩子呢……你们俩身体咋这么好呢……你们是不是近亲（结婚）啊。”

　　刚开始，刘峰还想解释一下，可“越解释越糊涂”，于是干脆不说了。

　　此后，但凡遇到“你俩是否近亲”的话题，刘峰总迎上去，说，“是，是近亲”。

　　“这咋解释呢，一说，话就长了。”桓青香说。

　　忍受着嘲讽，桓青香夫妇一直默默地“努力做一个称职的爸妈”。这一点，孩子们能用行动来感知。

　　桓青香记得，小家刚成立之初，夫妻俩最大的挑战是，想让党文明亲口叫他们一声爸妈。

　　一个月，两个月，党文明并不情愿。

　　2010年11月，党文明去医院做手术，医院里，他打电话给桓青香。当时桓青香拿着听筒，焦急地听孩子的病情。

　　“喂，是，妈妈吗？”党文明在电话里改口了。

　　“啊——呀，我是妈妈。” 桓青香像吃了蜜一样。这让桓青香特别欣慰，“再固执的孩子，只要好好对他，总会有回报的，但你当他们的爸妈，不能图回报。”

　　照顾孩子的日子显得平静而又充实。渐渐地，桓青香发现，像他这样的“家庭”在小区越来越多了。

　　崔澜馨称，“给孤儿一个家”（教育寄宿家庭模式）这是春苗基金会的一个重要项目。“针对3岁以下的孤儿，我们设置了‘小婴儿之家’，护工全天候照顾孩子；但是3岁以上的孩子有心理和情感需要，为融入社会打基础，于是我们设置了教育寄宿家庭模式，设置了学习中心……让孩子们在真实的社会中生活，为走进真正的家庭做准备。”

　　崔澜馨介绍，截至目前，在顺义一小区共设置6个家庭，每个家庭所聘用的爸爸妈妈养4-6个孩子。“我们每月支付爸爸妈妈共2600元补助……孩子吃喝拉撒租房等等由基金会承担……为了更接近现实生活，我们鼓励爸爸妈妈中的一人外出工作，但不能长期离家，要让孩子从小知道父母的角色，要赚钱养家，用劳动创造价值是一份责任。”

　　没有爸爸的婚礼

　　2009年，于淑香唯一的亲生儿子在东北老家结婚了。

　　儿子结婚前打来电话给于淑香，“你和爸爸，能回来吗？”

　　针对这个事儿，于淑香夫妇一直合计，“咱俩要照顾五个孩子的吃喝拉撒。儿子结婚是要回去，但这些孩子咋办呢？”

　　最后俩人决定，于淑香一人回家参加儿子的婚礼。

　　东北老家的婚礼上，儿子媳妇拜父母时，于淑香慌了神。这让不明情况的亲友不理解，“亲儿子结婚，他爸都不回来，还是爹吗，他爹咋能这样啊。”

　　于淑香低着头，接受着各种数落。

　　好半天，她当着全场，说出一句话，“不是爸爸不回来参加儿子的婚礼，爸爸也想回来，咱家办喜事爸爸咋会不惦记呢……是爸爸回不来，爸爸要照顾五个孩子，孩子们需要爸爸。”

　　于淑香掏出一张全家福。全家福是于淑香夫妇与五个孤儿们的合照。7个人紧紧地凑在一起，对着镜头直乐。

　　婚礼现场安静了，于淑香发现，“现场哭声一片”。

　　看到大家哭，于淑香没有哭。但她所照料的7岁“女儿”党依娜，却轻易戳中她的泪穴。

　　2011年7月3日，党依娜被美国夫妇抱养。这一天，母女俩泪如雨下。

　　“天要塌了……那是我的女儿啊，就这样飞了”，党依娜被送走后，于淑香将自己锁在屋里，七八天不出去。很快，她病倒了。

　　住院后，于淑香的亲儿子去医院陪她。

　　病床上，昏迷不醒的于淑香不断呼喊每一个孩子的名字，“天亮啊，桂桂啊，天成啊，涛涛啊……”喊来喊去，唯独没有自己儿子的名字。

　　儿子心中“老不是滋味儿”。

　　事后，于淑香对儿子说，“儿子啊。妈妈没叫你是因为你不在妈妈身边，你别生气。妈妈爱你。”

　　“爸爸妈妈照顾孤儿，这倾注了他们大量心血，这不是一份工作”，崔澜馨称，对于孤儿家庭的爸爸妈妈来说，最难受的就是“和孩子分别”的时候，“好多家长明知道孩子被社会领养是好事儿，但照顾几年，毕竟有感情了。”

　　针对孤儿家庭爸爸妈妈可能面临的情绪等心理问题，崔澜馨称，心理咨询师要定期给爸爸妈妈们进行心理疏导。

　　理想与现实

　　“不干了！说啥也不干了”。去年一月，桓青香下定决心，她想回东北老家了。

　　抛出这话的原因，是承受不了现实给她带来的伤痛，她三岁“儿子”小布丁刚刚去世了。

　　小布丁患先天性心脏病,这让桓青香照顾起来格外留心。生活中，小布丁黏人，桓青香就去抱他，“我一抱孩子，他就不哭了，我说还疼吗？他说，妈妈我不疼，可舒服了。”

　　“他其实就是想让你抱抱”，桓青香说。

　　小布丁是在医院里与桓青香永别的。“孩子临走前，满屋子找我，知道妈妈来看他了……”

　　桓青香脑子空了。“我真的想‘放手’，这么好的孩子，凭什么（走）啊，说没就没了，凭什么啊。”

　　但是，一想起家里还有5个孩子需要照顾。桓青香放弃了回老家的念头。

　　孩子们没让爸爸妈妈们失望。桓青香称，每每她回家，孩子们争先恐后叫妈妈，“孩子们会拿出拖鞋给我。说妈妈，你换上。”

　　崔澜馨说，为增强孤儿们融入社会的能力，春苗设计了到消防局上消防课、超市购物等体验活动。记得一次活动中，给孤儿们每人50元去超市购物，“一个10岁小男孩，超市里转啊，转啊，这个拿下来，一会又放上去，一会问志愿者姐姐，这个好吃吗……”崔澜馨称，你知道孩子最后买什么了吗？“给妈妈买了一双手套，给哥哥买了一个文具盒，给妹妹买了一包糖果，剩余十多元说要给妈妈贴补家用。”

　　看着噌噌长大的孩子，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理想。

　　崔澜馨称，截至目前，十多年来，我们与河南、内蒙古、山西、河北等40多个福利院合作，一共助养超过1900名孤残儿童，“我们希望推动‘社会福利社会化’进程，希望社会有更多的关注孤残儿童的社会救助项目，通过民间力量来解决社会问题。”她说，如果未来社会福利真的实现社会化了，春苗基金会将承担“技术输出”角色，“我们可以为福利院，以及儿童福利机构提供专业技术培训，真正从孩子需求出发，让孩子们更容易融入社会。”

　　孩子们的梦想纯粹又童真，“妈妈，等我长大了，给你住大别墅”“妈妈，我们坐小轿车”，“妈妈你喜欢花，我们要建一座花园”。

　　桓青香也有梦想，她希望自己照料的孩子将来进入新的家庭后，兄弟姐妹间能相互联系，“如果哪个过得不好，就帮帮她（他）。”

　　“孩子一个一个走了，还有一个一个孩子要来……就像树一样，今年秋天，叶儿落了，明年春天，叶子又长出来了。多好。”看着窗外的黄叶飘落，于淑香若有所思。（为保护隐私，文中未成年人均用化名）

　　我们是从生存需求、生活需求再到发展的需求出发，最终达到孤残儿童可以顺利融入社会为终极目标。 ——春苗基金会秘书长崔澜馨

　　新京报记者 申志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