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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钢铁业处于深度调整期”

2014年,国内钢铁工业低迷,陷入经济效益困境,刘海民认为,钢铁行业处于深度调整期

2014年12月16日 星期二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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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民说,2014年中国钢铁工业的经济形势并未超出他预期,如果行业运行机制不转换,行业效益就不能根本改善。

  ■ 人物简介

  刘海民

  钢铁产业经济专家,经济学博士,冶金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曾任国家冶金工业局办公室副主任。刘海民从事钢铁行业经济发展研究二十余年,经历了中国钢铁工业由计划经济进入市场经济、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整个转变历程,主持过多项钢铁行业发展中重大战略问题的研究,为国家制定钢铁产业政策提供依据。

  ■ 核心观点

  即将过去的2014年,国内钢铁工业低迷依旧,行业需求不振的大势仍未见改观,地方大型钢企资金链断裂、停产破产的新闻不时上演。

  对此,刘海民认为,目前国内钢铁业陷入经济效益困境,主要是行业运行机制存在缺陷导致“市场失灵”,而政府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起了助推作用。

  在他看来,目前国有大型钢企已成行业亏损主力,亟须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转换机制,焕发活力。政府重在建立和完善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化体系,通过市场化的优胜劣汰,打开准入和退出两端通道,行业自然会趋于好转。

  同时,因为宏观经济下滑,银行贷款对钢铁工业加速收紧,2015年要集中防范因信贷收紧带来的行业资金链系统性风险。

  应解决钢铁业运行机制问题

  新京报:去年的10月份,国务院曾出台钢铁业化解产能的整治方案,要求全国范围内压减钢铁产能8000万吨,时至今日收效如何?

  刘海民:这个指标按文件规定是到2017年完成,从数字上来说各地一直在压减。其实我不太关心这些数字。其原因,一是这里面可能存在一定水分;再有,这种靠计划分配指标的方法本身就不太赞同,因为行业困境的要害不在于此。归根到底还是要解决行业运行机制问题。

  新京报:你提过钢铁行业最大的问题是市场机制失灵,目前行业情况是否有所好转?

  刘海民:今年1-9月份,国内重点钢铁企业的粗钢产量增幅排行中,有两家增长超过100%以上,最高一家增长162.5%;同时,可以看到有两家减产100%,就是年初以来一直停产,再如山西海鑫等钢厂,实际已经停产几个月了,累计起来减产幅度很大。

  从这组数字可以看出,市场失灵并不是整个行业全部失灵。总体来看,行业处于深度调整期,在向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向过渡。我的“市场失灵论”是说,企业经营行为尚不能灵敏地对竞争能力做出反应,有的企业亏损十分严重,资不抵债,仍坚持不减产,这就使钢铁行业整体处于盈亏边缘徘徊。

  政企职能错位导致市场机制失灵

  新京报:行业出现市场机制失灵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刘海民:业内对钢铁行业问题的认知存在一定误区。一直以来,行业里习惯把钢铁业经济效益低迷的原因归为原料价格上涨、市场需求萎缩和严重产能过剩。这三条基本都是外因,理由都不充分。

  新京报:为什么?

  刘海民:首先,钢铁利润率与铁矿石价格并无明显相关关系。今年矿石价格总体下滑,钢铁行业平均效益水平好转却不明显,主营业务仍在亏损边沿。其次,需求方面,与欧美等国家金融危机之后,钢材市场骤降30%以上相比,国内钢铁消费只是没有保持过去的高速增长,但也基本上未发生绝对量减少,只是增速下降而已,很难说是需求“萎缩”。

  再有,所谓的“产能过剩论”也站不住脚,很多行业产能利用率低于钢铁行业,但平均利润能保持6%左右甚至更高的水平,说明这些行业自发调节能力很强;而钢铁行业中,部分企业一直亏本生产仍然不减产,所以根本上是运行机制存在问题。

  新京报:行业运行机制中哪些环节出了问题?

  刘海民:第一是政企职能错位。很多地方政府出于政绩、税收等原因,默许、纵容甚至强令企业扩大钢铁产能,在企业亏损的状况下给予当地钢铁企业大量财政补贴和输血。此外,国有大型企业集团救助内部亏损的子公司,也是原因之一。

  其二,整个行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不够完善。主要表现在国企与民企之间的不公平竞争上。

  再有,就是国企机制的落后。一些大型国有企业陷入严重亏损,部分原因是受民企不合理的低成本挤压。但也不能不承认一些企业存在投资重大失误,在经营机制方面存在人员能进不能出,干部能上不能下,薪酬能增不能减,产线能开不能关的问题,其背景主要是当地政府和“集团”的干预和救助。

  “混改”不是扩大国企地盘

  新京报:按照你的说法,钢铁行业的根本问题还是需要机制的转变和改革。

  刘海民:对。要解决钢铁业的问题,关键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国有与民营的关系。必须建立起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把环保排放和产品质量作为两项监督的硬性指标,不论是国有还是民营,应该相同标准,严格监控。

  另外,还需要建立一种市场退出机制,一种通畅、进退有序的市场环境,妥善解决退出企业职工安置和债务处理等问题。有进有出,这个市场才能良性运转,产业才能不断进步。在这种机制之下,政府只要做好规则制定和监管工作,通过市场的力量自然可以对行业进行优胜劣汰。

  新京报:你还曾提到国内的大中型钢企必须改革,原因为何?

  刘海民:还是来看数据。今年1-8月份,中钢协统计的88家大中型钢企累计利润是162亿元,这里面还包括矿山和非钢产业创造的利润;而国家发改委公布的规模以上钢铁冶炼压延行业(不包括铁矿行业)的利润为508亿元。换句话说,大中型企业以外的中小钢铁企业实现利润至少有346亿元。而大中型162亿中如果减去宝钢几十亿利润和个别民企的利润,国有钢企总体上是亏损的,有若干家企业平均每个月亏损亿元以上。所以,可以说国有钢企已经成为行业主力亏损大户。

  新京报:具体如何改革?

  刘海民:目前一个契机是“混改”,通过对国有大型钢企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重视跨所有制、跨层级(如中央与地方国企)、跨省市的兼并重组,实现股权多元化,减弱企业的政府附属物色彩,强化利润导向,杜绝不计盈亏“亏着干”现象。

  其次,通过跨区域的兼并重组,也可以消灭目前市场上低价同质化产品的竞争。比如,通过对京津冀区域内的钢企进行产业整合,区域内的同质化产品就自然消失,恶性竞争的局面就会得到解决;同时,因为全国是统一的流动市场,可以杜绝兼并重组导致地区性的价格垄断问题。

  新京报:改革的同时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刘海民:实际上,行业内已经有混合所有制成功范例,比如一些国有大企业的子公司是收购来的民企,国企只控股和实施监督权,经营班子和运行机制还是原来的,不存在根深蒂固的“国企病”。我认为,首先要弄清“混改”目的是什么,应该是把国企目前的僵化机制转变成适应市场配置资源的民企机制,以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而不是简单地扩大国企的地盘。

  新京报记者 刘溪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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