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的思想与方法(1)

　　十

　　关键在于问题意识

　　新京报：你曾经说过，自己的知识背景不如范文澜这样的学者，但是自己可以扬长避短，知识背景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思想方法，你是怎样将自己的思想方法贯穿到《易中天中华史》的写作中？

　　易中天：这我答不上来，它好像自动就贯穿了。

　　新京报：我想这里面应该有一个方法。很多人也有自己的思想方法，但是运用起来的时候，就好像特别僵硬。

　　易中天：恐怕是有思想，没方法，更可能连思想都没有。如果真是有思想方法的，这个思想方法和自己融为一体，确实是自己的，就会表现出来，不需要刻意，就像开车的人，开到最好的时候是人车一体，你不能问他是怎么做到的。

　　对我而言，思想方法应该来自德国古典哲学的训练，因为我是酷爱德国古典哲学的，从康德、黑格尔到马克思、恩格斯，读了很多他们的书。这个训练应该是很重要的。剩下的就是技巧问题，现在回过头去看以前的作品还是不满意，你可以比较，也会发现我以前的那些作品和“中华史”相比较，“中华史”要干净利落得多。因为当时有读者给我提了一条意见，说读你这些书觉得啰嗦，这是一种老态。所以自从我写“中华史”以后，我觉得我在心态上已经变成90后了，再加上长期做电视的一些技巧，它会变得更好看。

　　因为我有一个关于教育学的观念，我主张教学要有问题意识。我们很多大学生，毕业以后是不从事本专业工作的，是不是意味着他这个大学就白念了，难道他读大学只是为了混一个文凭吗，买一个学位吗？如果不是，我们高等教育意义何在，到底要给我们学生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能力。这个能力概括为四句话：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只要有这四种能力，他将来毕业以后从事任何专业都是成功的。

　　新京报：写《中华史》也一样？

　　易中天：是的，一定要有问题意识。你有问题意识，才会在别人发现不了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所以我的写法是，很多人一笔而过或不太在意的地方，我反倒会浓墨重彩，因为里面有问题。比方说《汉武的帝国》这本书里面，我就讲到一个问题，汉惠帝刘盈和汉武帝刘彻都是未成年人继位，但是汉武帝继位之前加了冠，行了成年礼，以便他名正言顺地去当皇帝。刘盈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拖到继位后第四年，已经二十一岁了才加冠？因为要等另一个人成年，这个人就是刘盈的皇后，张皇后。为什么等她成年？因为她是吕后的外孙女。这往往是人家不注意的地方，往往是读书的时候就一眼扫过去了，而我一定会在这种历史的细节里面找出大原因，这就是《中华史》的特色。

　　十一

　　不能对历史刑讯逼供

　　新京报：之前，顾准有一个史官文化的说法，就是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越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文化的文化之位。我们刚才也说过，《资治通鉴》就是统治者借鉴怎么治理天下的东西。因此他们在写历史的时候，与统治无关的史料，自然视而不见，与王道无关的思想也只是不提，倒不是故意屏蔽，而是根本不能研究。显而易见，《易中天中华史》不会受到传统文化维护者的青睐。之前你跟秋风有一个论战，他们这些新儒家肯定不会觉得你这个写得好。如果有人觉得你这个书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观念先行，你怎么反驳？

　　易中天：是。所谓观念先行的问题在哪？首先我们要肯定，反对观念先行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就是不要史观，这个我是不同意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你不能在研究之前下结论，你不能说先下一个结论，儒家是主张宪政的，然后去找材料，曲解古文原意，这个我是坚决反对的。所以，如果我在写作《中华史》的过程当中，通过研究发现我以前的某些判断错误了，我会做修改。

　　新京报：比如？

　　易中天：比如以前我们老说中国古代是封建专制主义，这个结论我现在予以推翻。因为封建是分权制，它不可能专制。周制转秦制的变化，就是由分权变为集权，集权再走到专制。开始还是开明专制，然后才是不开明的专制，最后才走到独裁。独裁从朱元璋开始，绝对意义的独裁是要到康熙雍正。这些东西你根据史料，你得出这个结论，你就只能修改自己的观点，这就是我跟观念先行的区别。不能说我要坚持这个观点，所以我去找材料，然后来证明。这就是对历史刑讯逼供了。你可以怀疑某某人是犯罪嫌疑人，你可以怀疑他是凶手，但是如果你找到证据证明他不可能作案，你就得推翻你的结论，你必须推翻。

　　新京报：你的方法是？

　　易中天：我坚决按照法治的精神，一定要证据说话。而且我还坚持几条：第一不能是孤证，至少三个以上证据；第二证据本身要可靠。比如有人说商代就讲以德治国，证据在《尚书》的《盘庚篇》。但这个书是后人做的。我根据考古学的发现证明，德治是在周。我拿出来的证据，是甲骨文和青铜器。甲骨文里面的“德”是“得到”的意思，表示道德的德最早出现在周代的青铜器何尊。这虽然不是铁证，却是铜证。我是重证据不重口供。

　　新京报：“易中天中华史”吸收了许多非常著名历史大家的研究成果，你肯定也不是他们这一类的历史学家，因为他们是要发现新史料，要做非常周密的论据考证，然后得出结论。这是不是能够说，你没有他们那种在历史学研究创新上的初衷，更多的还是那种价值的宣扬？

　　易中天：可以这么说吧，我更想知道的是“为什么”，而不是“是什么”。我比较讨巧的办法，是会利用那些靠得住的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他们已经把“是不是”的问题搞清了。如果我不怀疑的话，我就直接用他的结论，尤其是考古学方面的。怀疑的话我就会去找原始材料，来自己弄清楚是还是不是，是这样还是那样，到底是哪样。

　　新京报：也就是说，你在利用他们的研究成果的时候，也有一个辨别和检验的过程。

　　易中天：对，就像法庭一样，控方和辩方提供的证据是否采信，要看这个证据的可靠程度。最靠得住的是考古学的发现，文物不会撒谎。比如不少人把仰韶文化彩陶中的鱼纹说成是图腾，就不能采信。因为鱼是生殖崇拜的象征，不是图腾崇拜。这是采用了赵国华先生的研究成果。

　　新京报：历史学家的某些学术观点，你也会引用？

　　易中天：当然。比如从《品三国》到《三国纪》，就引用了陈寅恪、吕思勉、田余庆等先生的观点。这些观点甚至是指导性和纲领性的，让我们对这段历史有了高屋建瓴的认识。

　　新京报：对历史文献，又怎么处理？

　　易中天：历史文献比如二十四史就是“口供”，或当时史官的“笔录”。这些不能不信，又不能全信。我会进行比照，把所有的口供和笔录都列举出来，然后看哪个更靠得住。事实上，你是否采信某一个证据，你自己心里是要有一杆秤的。

　　新京报：你的秤是什么？

　　易中天：逻辑，还有常情常理。比如孙权决定联刘抗曹，起决定作用的是诸葛亮还是鲁肃？《资治通鉴》和《三国演义》都说是诸葛亮，但这是不合逻辑的。真正的关键人物其实是孙权自己。只不过，鲁肃帮他算清了政治账，周瑜帮他算清了军事账，诸葛亮帮他算清了联盟账。三人当中，鲁肃作用最大，我在书中有详细的逻辑推理，依据就是常情常理。

　　新京报：但是，历史有时也有偶然性，常情常理就可靠吗？

　　易中天：相对可靠。你想吧，实行陪审团制度的国家，所有陪审团成员都不是法学家，只不过是普通公民。他们靠什么判断被告有罪无罪？就靠常情常理。因此，如果史料的记载不合常情，肯定是靠不住的。

　　新京报：判断之前，你自己就没有先入为主吗？比方说要做翻案文章。

　　易中天：翻案文章都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不能为翻案而翻案，更不能先入为主。先入为主就是观念先行，观念先行就是有罪推定，下一步就是刑讯逼供了。我的主张是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如果做不了判断，宁可存而不论，只列举事实，搁置争议，把判断权留给读者。

　　新京报：从《品三国》到《中华史》，我觉得原来你多少像一个历史的评论者，但现在你是著史者。这种身份的转变，为你的写作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易中天：主要是任务不一样了。比如说《品三国》把这段历史，夹叙夹议，一边把历史事实告诉大家，同时进行点评。而现在要做的事情，是要弄清楚三千七百年以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

　　新京报：而且把你的想法和思想贯穿在里面。

　　易中天：是的。当然它转换得很痛苦，第一卷和第二卷，差不多写了一年的时间，不断地推翻。最后找到最恰当的表述方式，实际上就是要找到一个表述方式。马克思说研究的方法不等于表述的方法，一定要找到一个最恰当的表述方法，这个费了很大的工夫，但是现在已经上路了。所以这个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

　　（下转B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