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塑料”垃圾让部分河流重度污染(2)

　　（上接A14版）

　　对于水洗来说，还对整个产业区域造成了严重的污染。首先是地表水的污染，几乎所有的池塘河流都重度污染，水草都不生了，更别说鱼了，当地人都不敢用地表水浇灌农业，曾经有人用河水浇灌玉米地，结果玉米全死了。

　　其次是地下水，像河北、山东的废塑料产业中心，人们从十几年前就不喝地下水了，不管有钱没钱，全都自己买水喝。

　　最后还有空气污染，焚烧废塑料产生巨量的废气，影响了整个区域。有一个采访的女老板在影片里说，我都不敢要孩子，孩子都是在干这活以前要的。我去过几个大型塑料产业基地，当地人都说，我们这儿的癌症挂号是整个地区里出了名的。我曾经问一个阿姨，这边生病的人多不多，她的第一反应不是谁家生病了，而是谁家没人生病。

　　整个产业区域的人都受到了伤害，但受伤害最大的还是最底层的人，有钱的老板把工厂放在这儿，房子搬到城里去，孩子不在这儿上学，但没钱的产业工人、当地居民、农民就只能在那儿待着，走不动。

　　“政府取缔仅仅是重新洗牌”

　　新京报：我们曾经在2011年的时候报道了河北文安作为废塑料北方集散地，被政府取缔废塑料回收产业的情况，你在调研和拍摄过程中，也看到一些地方政府采取措施应对废塑料回收产业？

　　王久良：文安被取缔时，我也去考察过。应该说，文安取缔得非常干净，但这种一刀切的方式，产生一个大的效果就是，这个产业四处扩散，在保定、邢台，包括就近的雄县等，都壮大起来。而且，据我近期的观察，文安那边的产量还是很大。所以对于地方政府取缔的措施，我把它定义为一个产业重新洗牌的过程，但产业依然大量存在。

　　很多地方现在也都打着所谓的循环经济产业园的牌子，但事实上依然是家庭作坊居多，而即使是一些大的产业园区，也依然是相对落后的产业方式。这事的核心，并不在于你的园区多大，而是你的作业方式、整个区域的配套措施决定的。

　　新京报：问题如何解决？

　　王久良：问题的解决不像《垃圾围城》时那么简单，因为涉及太多的利益群体，太多的人，甚至底层的劳动人民。像文安那样一刀切的做法，可能性非常小，你砍掉一个地方不代表能砍掉整个塑料中国。我不是不支持塑料回收，我不支持的是目前这种作业方式和它产生的危害。

　　因为是洋垃圾，所以我这次把关注点放在国外，我希望用我的作品去影响垃圾输出国，能从源头上去推动问题解决。

　　A14-A15版采写

　　新京报记者 金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