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光沪：在怀疑的时代，获得信仰的人生(2)

　　（上接B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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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着，理解时代的真相

　　何光沪在山区教书时，周围有很多农民处于半饥饿状态，底层的赤贫，以非常极端的方式袒露自身：路边，长满荒草的空房子，本住在房子里的人，已经死绝。而那时所有媒体都在说，除了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全世界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农民多挖两锄自留地，就被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尾巴。人们承受着相似的苦难，却不能真正谈论它，生活的真相，远在公开的语言表达之外。

　　“文革”结束之后，言论的疆域缓慢拓展，生活在真实之中，成为之后好几代中国人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何光沪尝试真切谈论生活世界，是在自己的而立之年，他发表文章批判机械死板的考试制度对人之发展的抑制。他谈到了全国被耽误12年的高龄同学们关切的两点——在校期间应该可以报考研究生，也可以结婚。这正是他已然完成的挑战，他在大学第二年报考了研究生，研究生期间又结了婚。对自己保持诚实，同时真诚期待自己的言论对他人亦有益处，何光沪就这样开始以文字介入社会生活。

　　“忽略真实世界，以理性开始的哲学，必然会违背真实的生活，把自然与历史变成一套抽象的网罗。”何光沪自知对思辨的偏好，很容易让自己滑入抽象的危险，幸好自己还被赋予了另一种品质，敏于感受，这使他不会忽略真实世界的重量。有一次，在参加完会议后，他随一群学者参观中越边境元阳县的高山梯田，壮观景色摄人心魄，但他还有另一层感慨，农民辛劳其中依靠吃饭的生生所资，成了城里人旅游饱眼福的审美对象，这种错位里的审美，令他忧伤。在自选集《三十功名尘与土》中，他特意将此事写入这一年的人生纪事。

　　《圣经》里有一个典故：以色列王所罗门曾在梦中向神祈求说：“求你赐给我一颗敏于感受的心。”何光沪也曾引用这个故事，并将敏锐视为一种值得珍视的品质。他谈论自己所喜爱的人们，总会把这个词当做一种赞美；谈论理想的大学时，也把“敏感性”视为培育人的重要目标。人通过感知与世界相会，敏感的人总能获得更多幽微丰富的体验，他的世界也会呈现出更丰富的面貌，在为不公和苦难产生更多的痛苦之时，也能领受更多的美和善。

　　在精神层面，何光沪很关注解释苦难并为这个世界和造物主辩护的“神正论”：尽管现实世界发生的诸多事件令人心痛地残酷，也许正因为这种残酷，我们才要，也更要坚持与之对立的爱的理想；人性中的罪无法靠此世的力量改变，所以需要更多的善和彼岸的恩；世界是一个铸造灵魂的峡谷。而在现实层面，他主张确立人的责任：直接决定人的处境的，是社会政治制度的安排；制度安排会受到理论的影响，受到理论关于人的观念的巨大影响；人创造了制度，但制度又可以反作用于人，甚至影响人性。

　　何光沪的书和文，很难单纯地归类于某个领域，“是哲学又是神学，是宗教学又是伦理学，是历史回顾又是时事评论，是社会批判又是心理劝导”。这正是他用积极的爱与世界相会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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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动着，寻找底线的共识

　　作为宗教学家的何光沪，最近一次被媒体密集报道，是在去年年底。当时，中国思想界为寻求共识，来自自由派、新左派、新儒家以及基督教研究学派的28位学者，共同签署了《关于中国现状与未来的若干共识》（由于该文本是在牛津大学的会议上拟定的，因此被称为“牛津共识”）。而何光沪是“牛津共识”最早的起草人，作为基督教研究学派代表参与其中。最后的文本，希望提出一个“可爱亦可信”的未来社会蓝图。

　　思想界这一寻求共识之举，得到了国内和海外关心国事各阶层人士广泛的认同与赞誉——对“牛津共识”社会反应所做的多方面社会调查和统计数字表明，国内外绝大多数受访者都高度正面评价这份文件。但在另一方面，共识条款的内容、文本拟定的过程、签署人的身份，甚至选择在英国牛津开会，也都有人批评。甚至有人说，此般大动干戈而行，又苦心积虑而思，最后出来一个并不在大家意料之外的文本，是思想界的行为艺术。

　　因不惮于向人解释共识拟定的初衷与意义，何光沪在这一事件中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人物。他的肖像频繁出现在媒体报道中，面容消瘦，白发苍苍，眼神肃然；话语间的恳切与严谨，也使人自觉感到看待“牛津共识”需多一点严肃，多一点善意。

　　事实上，1893年芝加哥举办世界博览会时，就有人意识到人类成就的联合，不应仅停留在物质层面，在精神层面也应有所促进，新世界新秩序的维持，全系人心之信念，故而需要对话，寻求最低限度的共识，至1993年通过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其基本原则是每个人都应受到符合人性的对待。转型时代意味着寻求新秩序，何光沪认为，在当下中国寻求最低限度的共识，意义重大，中国诸多问题，所需要的不是深奥的学术，而是浅显的常识，行动的决心。

　　上世纪八十年代，捷克知识分子提出过布拉格公民论坛“对话守则”，宗教哲学家斯威德勒怀着“让信仰与信仰更好地相会”的信心，也提出过“对话十诫”。看似简单的“对话”二字，真正实践起来，非常艰难。翻开当代中国的历史，我们会看到最高指示、缺席审判，会看到大字报、公开信，还有标语和口号，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语言暴力，但“对话”长久地缺席，“共识”则始终是正在制造中的半成品。

　　所以，“牛津共识”对何光沪而言，并非一个文本，一次签名，而是一以贯之的实践：克服派系的局限，超越自身的限制，以对话达成共识，共求更好的世界，更丰美的人生。如果不能超越自己，不能走向他人，自我就是一种牢笼。至于对话的目的，他很赞赏斯威德勒那种温和克制的表达：更深地了解自己；更真地了解别人；更充分地据此而生活。

　　那些看起来冷硬的政治或体制层面的表述，在何光沪这里，与温和有爱的哲思是同质的，即：在与世界、与社会、与他人的关系中，我们才得以让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获得美好的形象；此生的意义，在此生之中，在与此世的关系中得到证实；人在当下的所有选择与行为，构成了历史的面貌，也决定了未来的模样。

　　【相关链接资料】

　　斯威德勒的对话十诫

　　1，对话的主要目标是学习，就是说，要在对实在的感知和理解方面有所改变，有所成长，并据此行动。

　　2，对话必须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每一种宗教和意识形态团体内部，另一方面在各个宗教和意识形态团体之间进行。

　　3，每一个参加者在对话之时，都必须完全诚实而真挚，并相信别的参加者也完全诚实而真挚。

　　4，在对话中，我们不能用自己的理想去同别人的实践相比较，而应该用自己的理想同别人的理想比较，用自己的实践同别人的实践比较。

　　5，所有的参加者都必须自己解释自己，被解释者应能在别人的解释中认出自己。

　　6，每个参加者来对话时，决不能对各个分歧点抱着固定不变的看法。

　　7，对话各方必须完全平等。

　　8，对话只能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进行。

　　9，进入对话的人必须对自己和自己的宗教或意识形态传统，至少有最低限度的自我批评的态度。

　　10，每一个参加者最终都应努力从内部去体验对话伙伴的宗教或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