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忘记镜头里女工的眼神

　　占有兵 

　　41岁，湖北襄樊人，退伍武警，打工16年，目前在某杂志工作。2005年开始用相机记录打工者生活，拍摄图片超过40万张。近期出版名为《我是农民工》图文作品集，呈现农民工最真实的生存状态。

　　【对话动机】

　　占有兵用坏了3部相机。

　　废弃的工厂、铁皮搭建的商铺、染着黄头发的农民工、胸口文身的打工妹，全出现在他的取景框里。

　　9年记录，在国内，少有人像他一样系统全面地用相机来关注农民工。当初拿起相机，是因为内心的不安定，在外打工漂泊，对失业的恐惧掩埋了很多理想。

　　从亲历者变成观察者，占有兵在年轻的打工人身上找到了自己的过去，他也更关注这个群体的未来。

　　镜头里的他们 是我的过去

　　新京报：关注了9年打工群体，你一共拍了多少家工厂？

　　占有兵：拍摄以我所在的工厂为主，其他还有五六家，其实整个镇里的工业区都逛过，以东莞长安镇为样本。

　　新京报：拍摄的照片里，让你印象最深刻是哪一张？

　　占有兵：女工休息的那张。那是2011年1月5日上午10点多，拍摄地是女工进无尘室之前换衣服的地方。

　　新京报：为什么印象深刻？

　　占有兵：女工们平时是站着工作的，工作时用显微镜，眼睛会很疲惫。她们站了几个小时以后，会闭眼休息。我进无尘室时要戴着两层口罩，呼吸不是很通畅。才待了2个小时，就觉得非常不舒服。可她们平均每天要在那个环境工作10小时。

　　新京报：图片中一个女工直盯着你的镜头，你怎么理解她的眼神？

　　占有兵：在那之前我已经拍了几张。一个女工听见快门声，回过头看我。后来再解读这张照片，那目光里透着“想从这个环境中挣脱出来”。

　　新京报：你拍照时，打工者的第一反应通常是什么？

　　占有兵：其实绝大多数人没有抗拒，也没有反应。有很多人会好奇，问“你拍照做什么？”我会把随身带着的、已刊登出来的作品拿出给他们解释，有时候会开玩笑，“明天给你上个头版”。

　　新京报：你和被拍摄者的关系是怎样的？

　　占有兵：他们每个人的生活我都经历过。比如找工作、面试、培训、上生产线、被解雇。他们是我的镜子，是我的过去。

　　他们无力决定下一代的前程

　　新京报：你会特别关注某一个或某一类打工者吗？

　　占有兵：有段时间，我找了五六对两代人都在一个工厂里打工的。给他们拍了肖像。

　　新京报：父辈的打工者怎么看待与子女同在一厂？

　　占有兵：他们说，孩子又不喜欢读书，不如出来打工。很多孩子才十四五岁，年纪不够，就跟别人借身份证进厂打工。

　　新京报：会想到打工者的下一代。

　　占有兵：每天在流水线长时间劳作，上一代人的生活如此，为什么能接受下一代还是这样？现实是，很多打工者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无力决定下一代的前程。

　　新京报：很残酷的现实。

　　占有兵：是，当年第一代人出来打工，子女大多成了留守儿童。孩子的作业没人督促，接受隔代人的托管式教育，有些还被寄养在亲戚家。

　　新京报：所以这两年你更多关注了打工者的子女。

　　占有兵：是的，当年工厂招工，超过25岁的都不要。这些年轻人慢慢成家生子，有些80后宁愿丢工作也要把孩子带在身边，随迁的孩子只能读民工子弟学校。那时我的孩子也要上初中了，我也很焦虑。我想这也是很多工友最关心的。

　　拍摄中屡次惊动警察

　　新京报：拍照时被拒绝过吗？

　　占有兵：有时会发生摩擦。一次我拍摄一个关闭几年的旧工厂，去的时候保安在打瞌睡，我在里面拍两三个小时后，他紧张了，打电话给老板，叫来了警察。我给警察看了我的作品，他让我走了。

　　4个月后，我在一个玩具厂门前拍照，五六个保安把我弄到警务室，也报了警。结果来的警察和在旧厂房遇到的是同一个，他说“怎么又是你？你没事去拍些名山大川，拍这些做什么？”

　　新京报：对你的拍摄产生了一些困难？

　　占有兵：对我其实没有很大困难。大部分东莞的工厂是来料加工企业，一些技术生产机密是外方提供的，厂家不清楚摄影师的目的。去很多地方拍照之前，我是提前沟通的。他们也知道我不是想获得什么机密。

　　新京报：相比外界的专业摄影师，这是你的优势？

　　占有兵：职业摄影师是想进来拍照，但一些工厂是对外封闭的，而我身处其中。但是开始时我的问题和思考是，能否跳出来看我们这个群体自身，后来也从迷茫走向清晰。

　　新京报：外界摄影师的视角是不同的？

　　占有兵：一些局外人来拍，是隔着东西来看。

　　新京报：隔着什么东西？

　　占有兵：人的生活阅历不同，外界的人不能理解这里的生活，会用自己的生活方式来看待流水线工人的生活。

　　干不动为止，为了活着

　　新京报：你已经不是农民工了，曾经的视角还在吗？

　　占有兵：没有变化。我没有任何优越感，我觉得自己还在打工，生存的危机感一直都在。我也经常去工厂，和与我年纪相仿的人聊天，观察90后打工者的状态。

　　新京报：现在的打工者有了什么样的变化？

　　占有兵：现在工厂很难招到人。貌似年轻人有很多选择，其实仍旧没得选，还是从一个工厂到另一个工厂，从一个生产线到另一个生产线。仍旧难以改变处境。

　　新京报：对于你说的这些，他们有没有意识到？

　　占有兵：这与年龄有关。年轻人觉得可以改变自己的处境，焦虑感强一些。有的人年龄大了，心态是干活吧，到干不动为止，就为了活着。

　　新京报：有人说你的照片体现了他们残酷的青春，这是你表达的本意吗？

　　占有兵：我只是想表达他们常态生活，每个人看到照片时的出发点不同，比较对象不同，解读也不一样。

　　新京报：你在9年拍照的过程中，流过泪吗？

　　占有兵：有一次很触动。有一个系列是拍打工者的手。一个阿姨的手非常粗糙，缠满了胶布。她的手让我想起我的姐夫，姐夫曾在玩具工厂打工，经常用香蕉水洗手上的油漆，一双开裂的手。

　　新京报：你拍农民工自己最不满意的是什么？

　　占有兵：除了没有对一个人做长期的跟踪拍摄之外，不满意的是2006年之前只拍摄了一些活动，比如篮球比赛、晚会表演，而不是打工者的常态生活。无法感知一个打工者在车间、出租屋的状态。

　　希望照片能改变他们的处境

　　新京报：你的照片在打工者群体中引起了哪些反应？

　　占有兵：上周，一个小伙子跑到我的办公室，和我交流拍照。这样挺好，更多人关注农民工的生活，总有自己的观察角度。

　　新京报：这几年的拍摄生涯，给你带来什么改变？

　　占有兵：拍多了，观察多了，心里更平静，不会像以前那么急躁。以前很没有安全感，后来觉得下定决心做好一件事情之后，该有的东西都会有的。

　　新京报：接下来有何计划？

　　占有兵：我在做几个大的专题，现在出版的这本书只是打工者生活状态的初步交代，并不完整。我需要对这个人群有更大的取样样本。

　　新京报：通过这些图片和文字，你想表达怎样的诉求？

　　占有兵：这群体面临的困境很多，工作环境、身心健康、养老问题、留守儿童等等，这些年，数以亿计的人从农村来到城市，他们失去了原来的生活习惯和耕地技术。他们有回不去的故乡，我希望我的照片能引起决策层的关注，让农民工的处境能真正得到改善，在异乡，内心里有份“家”的安定感。

　　新京报记者 李丹丹 北京报道 本版图片/占有兵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