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源花椒 被挤占的空间与收缩的底线

　　汉源花椒的种植史达千余年而不断，绵延的生命力中也刻下了起伏的痕迹。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大樱桃的引种，当地花椒种植面积连年萎缩。对于当地椒农来说，这是一本关系到日常生计的账簿，说到底也是他们对于自身生活的谋划。外来品种大樱桃与当地特产花椒之间的这场“角逐”仍未终止，但独属于汉源本地的风土和物候决定了花椒的收缩必有自己的底线，从河谷退出，最终在高海拔的山坡上站稳——难以完全被市场改写的是一个地域的味觉底色。

　　花椒地改种大樱桃

　　已经进入冬季，头一天，清溪古镇后面的泥巴山上刚刚飘过一场小雪，染白了山坡上的灌木和杂草；古镇街道上也洒下零星的雪花，转瞬即逝，空气却突然清冷了许多。古镇北门，始建于唐代的拱形门洞四周青砖剥落，蓬蓬干枯泛黄的荒草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城门内侧靠东的石头台地上几棵簇拥生长的花椒树却依旧泛着绿意，细长的枝条斜身在一旁石阶的上方。石阶两侧各有一座青灰的瓦房——“沈黎汉源古，严道蜀山遥”（明代杨升庵《相公岭》），在镇西的108国道修通之前，这里曾是茶马古道翻越泥巴山后通往清溪城内的枢纽位置，进进出出的商旅、背夫、马队为这里带来了千年繁华。

　　唐德宗贞元元年（785年），西川节度使韦皋为抵御吐蕃、南诏大军进犯，兵发清溪（时名黎州），首筑城垣。治军之余，韦皋在北门外五里许，开凿海棠池，引山水其间，环池遍植海棠与芙蓉数百株，并在池中建摇香亭，春秋之际，于此飨宴宾朋幕僚，品茗赏花。此后不久，至唐元和年间（806-820年），清溪花椒首度列为贡品，送进皇室，此后历经千余年而不断。

　　解放后，随着汉源行政中心的南移及108国道的修通，清溪古镇内逐渐冷清下来，北门内曾经的喧嚣商铺已沉寂为寥落的普通民房。而清溪作为千年贡椒的原产地，四周山坡上的花椒树却依旧是解开其千年历史的味觉密码和文化通道，并在古镇百姓的唇齿间流溢着他们日常生活的底色。

　　就像有风吹过，这样的味觉密码也正在时间的廊道中摇曳不止。中午时分，周大姐拿着铁铲走下北门内的石阶，大红的围巾、通红的脸庞、爽朗的笑容，背后城门残破、荒草丛生。今年早些时候，她刚刚铲掉了北门外山坡上自家果园里的花椒树，改种大樱桃（车厘子）。已经剪过枝，周大姐利用雪后的闲暇时间去果园里平整道路，希望来年大樱桃丰收的季节，有采摘的游客上门。

　　老百姓心里的一本账

　　在汉源这个“花椒之乡”，周大姐改种大樱桃的步子已经迈得有些晚。从汉源新县城前往清溪镇的途中，大樱桃早已遍布沿线村庄的路边、沟坎和房前屋后，而在十几年前，扮演这种装点家园的角色还非花椒莫属。

　　谈起这一点，汉源县花椒局局长胡文也有些无奈：“大家种植花椒积极性不高，这也是市场作用下老百姓自主选择的结果。”他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以2012年为例，大樱桃70多元一斤，亩产400多斤，每亩收益在3万元左右；而当年，新鲜花椒每斤8元左右，每亩收益不超过4000元；与大樱桃相比，花椒树长满针刺，采摘更加困难；而随着年轻劳动力外出打工增多，花椒采摘需要雇佣人手，劳务费、交通费加上饭费，每斤采摘成本就要五六元钱，“而这些年人工成本又在不断上涨，现在每天100元都不好找人了”。

　　汉源燕山红合作社是当地农民自发组织的一个生产合作社，种植品种既有花椒，也有大樱桃。从2008年成立以来，合作社内的大樱桃种植面积迅速扩大，而花椒却有所萎缩。合作社负责人朱贵荣也把大樱桃和花椒此消彼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收益的巨大差距，“老百姓心里都有一本账，不是单靠鼓励就能解决的”。他同时补充说，随着花椒树种植年份越来越长，单一作物差不多吸收尽了土地里的营养元素，“这既增加了施肥成本，又使土壤中所含病菌的比例升高，所以近些年花椒病虫害普遍增多。新种植花椒，必须要对土壤进行消菌杀毒。而大樱桃作为一个外来树种，却更能适应目前的土壤环境”。

　　近些年，花椒的价格不断上涨，比如今年新鲜花椒已经卖到12-15元，而干花椒的价格也已经从2012年的40元左右上涨到今年的80元至100元，有些包装精美的干花椒甚至能卖到150元左右。但是，“问题在于，这些年，大樱桃的价格也处在上涨期。作为一种从欧美引进的果品，大樱桃更受市场的欢迎。而且很明显，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每家每户每年花椒的用量有限，而水果却完全不同”，朱贵荣说。

　　三年后的另一本账

　　不过，和当地绝大多数百姓一样，朱贵荣对于汉源花椒的未来却并不悲观：“目前的市场价格还没有准确反映出汉源花椒的价值。”他估计的市场价格在每斤干花椒200元左右。对于花椒的未来，朱贵荣也有自己的一本账：“随着汉源花椒产区的缩减，产量的减少，加上其独一无二的品质，其价格上升趋势不可能逆转，各种合作社的成立也提高了椒农们面对市场的话语权，农资统一采购降低了种植成本。而大樱桃目前在全国很多地方正在迅速扩张，随着普及性提高，其价格估计将很快出现下滑趋势。如果按每斤干花椒200元算，种植花椒的收益将可能超过大樱桃。”而且，“大樱桃同样面临种植风险，这种果树一旦发生大规模病虫害，结果将是灭绝性的——前两年我们这边就发生过类似情况。从这点来说，花椒的抗病虫害能力还要强过大樱桃”。“三年，只需三年！”朱贵荣伸出手指比划着。

　　当地政府也在想方设法保护汉源花椒基本的生产规模。2004年，汉源花椒被列入国家原产地域保护产品；2008年作为雅安市唯一上榜的产品，名列四川省“十佳地理标志农产品”榜首。2012年，汉源县在林业局下正式设立花椒局，主管全线花椒生产。局长胡文介绍，花椒局成立两年以来，共在全县扶持了两万多亩新增花椒种植面积，并鼓励农户采用套种方式增加土地收益。“现在每亩花椒补助40元。县里的规划是，确保汉源花椒总种植面积不低于10万亩。”

　　胡文坦承，在适宜种植大樱桃的部分老花椒基地，花椒的萎缩一时难以避免，比如清溪镇一带海拔较低的山脚和河谷地带。但是，汉源全县地貌复杂，海拔落差较大，“北部清溪这种传统产地的花椒种植面积虽然缩减较多，南部流沙河沿岸部分乡镇海拔较高，多在两千米左右，其地势和气候都不适宜种植大樱桃，只能种植花椒。近些年那里花椒种植面积增长很快”。

　　后退到山坡上站稳脚跟

　　风大、高海拔、空气干燥、土壤沙质——正宗的汉源花椒仍在泥巴山南麓的清溪、西溪等地。当大樱桃在河谷地带铺展开来的时候，花椒沿着山坡一路向上后退，直到在大樱桃不适宜生长的地方站稳了脚跟，就像清溪这座千年古镇，虽然略显没落，但最终仍执守着自己的尊严。有时，一种味觉也总会在最适宜的地方坚持住自己的尊严，并让它绵延不断。

　　从清溪古镇上行两三公里，有一个叫羊圈门的小村庄。随着通村公路的建成，原本住在山坡上古道边的村民们陆续下撤，迁到靠近公路的地方。山坡的老村只余下两座上百年老房子，茶马古道的一段“邛笮古道”从它们中间穿过。而房子四周的山坡上已经种满了花椒，田间地头不时可以看到来自成都或本地的某餐饮企业、加工企业竖立的“花椒供应基地”木牌。

　　村民们虽然大多已经搬走，但他们仍然保持祭祀路神的传统习惯，或者去路边的寺庙上香，或者干脆把香火插在路边的石缝中。当年村里的背夫们就是沿着这条狭窄的石板路南下清溪、西昌，向北翻越泥巴山前往雅安乃至成都，背篓里装满了茶叶、盐巴、干果等等，当然还有花椒。

　　79岁的李映明老人仍然住在其中一座老房子里，在房子旁边侍候着30多箱蜜蜂。每年春季，当山上的野花和旁边地里的花椒盛开的时候，老人常常坐在后门外的山坡上看着蜜蜂们忙碌不停，等待着一年一度的收割。“这是花椒蜜，其他地方很难见到。”老人年轻的时候是一名背夫，沿着山路从雅安背来茶包、水果、甘蔗，卖到南边的泥头镇，“最远到过康定、泸定”。

　　现在正是闲暇季节，天气清冷，李映明很少出门，常常一整天待在房间里守着火炉喝着茶与他的那条小狗互相对坐着，默不作声。背后的墙上，挂着之前到这里旅游的客人给他拍的一张巨幅黑白照片，平静的眼神仿佛从几十年前穿越而来。

　　李映明的住房外边，前几年刚刚修建了一个简易的广场，立起一座仿木牌楼，上书“邛笮古道”几个大字。村民们把广场称为“花椒广场”，广场西侧是一溜供游客休憩的“花椒长廊”。64岁的陈向珍在长廊边支起一个摊位，为游客烤制土鸡。这个季节，半天难见游客的踪影，老人并不着急，仍然把捡来的干花椒枝一根根地塞进炉膛，把火烧得旺盛而炙热。一旁烤土鸡的铁板上，刚刚飘落的雪花很快变成了斑斑点点透亮的水珠。

　　■ 记者手记

　　当“民间小调”走上“展演”舞台

　　“椒农”——专业种植花椒的农户。这一称谓在“花椒之乡”汉源叫响的时间并不长。在当地退耕还林之前，花椒不过是田间地头、街头巷尾的点缀，在粮田农舍的夹缝中自由生长，在闲暇时节调剂着村民的生活。那时的农户户口本上写的是“粮农”。每个农户家里的花椒不过两三株或者四五株，从嫩椒叶到嫩椒粒，再到立秋前后花椒成熟，泛起红玛瑙般的油光，然后采摘下来，在阳光下晒裂，然后封存起来作为缺医少药时代的保健佳品，用于自食或者馈赠亲友。最后，在用完上一年的花椒后，他们又将迎来一个新的春天。那时的花椒，就像是当地百姓中流传的小调民歌，婉转而自足。直到现在，在汉源当地的农贸市场或者超市中，本地人仍不是购买花椒的主体。一般农户家里总有几棵花椒树，即便没有，也自有亲友赠送。

　　从自食到发展种植经营，是很多特色农产品经历的转型之路，经济理性随之而来，效益的判断把“民间小调”推上了“展演”的舞台，开始接受审慎的计算和考量。就此而言，过去的十几年中，在汉源，大樱桃对于花椒生长空间的挤占，正是根源于民间经济理性的自我生发。然而，理性和非理性并非截然分割，盲目的冲动最终将得到自然地理条件和市场波动的校正，汉源花椒终归有着独属于自己的位置和归宿，无可取代。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耿继秋

　　本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郭铁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