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灿然 《小于一》是我眼里最好的随笔集

　　“别浪费文字啊。”这是记者约访黄灿然时他说的话。无论是作为一位诗人，还是翻译家，对于文字，黄灿然都有着圣徒般的洁癖。或许正因如此，他不断翻译、打磨布罗茨基的随笔集《小于一》，从被折磨到获得乐趣，为读者呈奉了一部杰作。该书获新京报2014文学类年度好书，为此，记者与黄灿然展开了对话。

　　【致敬辞】

　　这是一个伟大诗人的精神自传，也是一部私人回忆录。布罗茨基以创造性的诠释与解读，完成了他对阿赫玛托娃、奥登等人的致敬。

　　对个人价值的有力捍卫，对独裁者罪行的揭露和控诉，同样是布罗茨基的文学主题。统治者将异议分子驱逐出境以掩耳盗铃，受难者却因此获得新生并自由言说。对极权体制下满目疮痍的生活描述，更是布罗茨基作为亲历者的疼痛再现。如果说，诗歌奠定了布罗茨基初期的文学地位，那么，他在散文中的精彩演出无疑影响深远。

　　历史记忆须以回忆重构，对于历经地狱和人间的幸存者而言，用自己的语言准确地表达深刻的沉思，是个人存在感的有力验证。就此，我们致敬《小于一》！

　　【答谢辞】

　　译得多好都不够好

　　首先，我不敢替自己高兴。因为翻译是不可能完美的，译得多好都不够好；何况我倾向于直译这不是一种讨好的翻译。哪怕我译得准确，也还会有些人不喜欢；何况准确是一个我远远达不到的目标。如此一来，在喜欢直译或者容忍直译的读者眼中，我只是做了该做的，并不算什么功劳，也不是什么值得夸赞的──这也是我认同的态度。而在不喜欢或不能容忍直译的读者眼中，我使他们错过了一部我认为是二十世纪最好的随笔集。

　　其次，我也不敢替作者高兴。我们知道，布罗茨基不张扬自己的苦难。他在四十岁生日时写了一首诗，回顾他的经历，然后总结说：“除非我的喉咙塞满棕色黏土，否则它涌出的只会是感激。”意思是说，除非他死了，否则他只会感激。我们从这句诗也可以看到，他怎样回避陈词滥调。

　　但我替出版社和编辑高兴。我认为一个好编辑，重要的不是有眼光，而是有耳朵。因为一个编辑无论多么博学或有见解，他的眼光都是有限的。而有耳朵，表示懂得听别人的意见，别人的推荐。这等于是把眼光无限延伸和扩大。曹洁女士有很好的耳朵，当我向她推荐布罗茨基、希尼和乔治·斯坦纳的随笔集，她都立刻行动，买了版权。但她也有很好的眼光──而我想，这正是考虑一个编辑是否有眼光的一个尺度。当她看了我的译稿，感到这本书确实非常棒，便决定不沿用“大师批评译丛”原有的封面设计，另请人花了半年时间设计出一个她认为跟这本书相称的封面。而我想，这个封面对于增加读者对这本书的好感和信任，是绝对不能低估的。

　　最初觉得布罗茨基蛮傲慢

　　新京报：我首先好奇的是，你最初阅读布罗茨基作品是诗歌还是散文？那时的阅读感受如何？

　　黄灿然：其实我最初看他，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小于一》原版，从图书馆借的。但那时英文水平还不足以完全消化这样的书。我想最初应是读他的诗，而且是中译的，印象较深的是吴笛译的《黑马》。但是我最初并不是太喜欢布罗茨基，感到他蛮傲慢的。这种最初不喜欢然后很爱的例子在我文学生活中常常出现，例如我曾经多次说过，我爱上普希金之前半年还在大骂普希金。但不管是最初不是太喜欢还是后来很喜欢，有一点却是没变的，就是他文章的语调，令人印象深刻，而且这语调无论是中译还是原文都是存在着的。

　　新京报：《小于一》里的篇章，很多成书之前我都看过，但文字显然经过多次打磨，更加精确流畅。翻译的这些年里，你是如何打磨这部作品的？不断地打磨，对你来说，更多的是一种乐趣，还是责任使然？

　　黄灿然：我以前译过几篇，但以前尤其是九十年代翻译的，因为经验不足，尤其是校对耐性不足，错漏不少，哪怕是成书之前先拿出来发表的，也是未经过反复校对的，所以成书之后的版本与之前发表的版本是不同的。成书后，又发现若干错误，例如，《一座改名城市的指南》，第六十九页第二段第一丶二行，“因此”应是“因为”，是打字错误。我立即通知出版社加印时修正。

　　反复校对，最初不是打磨而是折磨，然后确实变成翻译中最大的乐趣。而最初反复校对，不是因为责任，而是因为羞耻感。看到不应译错的译错了，而且如果碰巧已发表了，那是很羞耻的。而之所以要反复校对也是因为你校对一遍之后，发现有不少错误和可改善之处，第二遍又发表还是有错误和可改善之处，所以又得再来一遍。还有你自己校对之后，编辑或出版社校对也找到错误，那你知道还要继续校对。

　　布罗茨基也是“一个人对一个帝国”

　　新京报：对于布罗茨基，有人激赏他描写的伦理道德，有人赞叹他对极权的洞见，对译者来说，你对布罗茨基的这本书最着迷的部分是什么？

　　黄灿然：还是他的语调。那是人格力量的显露。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物”，不同凡响。你在中国的文人和学者之中看不到这种人，也许陈寅恪是少数例外之一。你看看他给科学院的信，那种气魄，也是“一个人对一个帝国”。

　　新京报：你作为一个读者，不是译者，布罗茨基在你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我记得，大约十年前，你说他像你的中学老师或大学老师，“严厉而且有真才实学”，这些年过去，时至最近《小于一》翻译出版，这一感受有什么变化吗？

　　黄灿然：他肯定是我成长过程中影响我最大的作家之一，崇拜他，这不用说，但是后来我顺着他的线索，去读他崇拜的人，还有其他不在他的“系谱”里的伟大作家、经典作家。这样，也就是在脱离他的影响和笼罩。但在翻译这本书时，一方面是以前感受的复活，一方面是更成熟的心智的重新感受，依然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而《小于一》依然是我最喜欢的随笔集──在我眼里也是最好的。

　　十多年来我一直都有一个愿望，就是写一本像《小于一》这样的书。我指的当然不是这么完美的书，这种书就连他自己也无法重复，就连他崇拜的奥登或欣赏的奥威尔也写不出。我是想写一本以长文章为主、目录不超过一页、约四百页的书。但我从一九九八年开始写到现在，只写了约三分之二。十多年来每年都有出版社来约出版我的评论集，但我都拿不出来，不是我写的文章不够结集（够两本），而是满意的长文章不够。另外，我也知道，布罗茨基有几篇文章是长达五六十页的，而我不一定能写出这样的文章，甚至不一定愿意写这样长的文章。所以我想，最终可能成不了一本这样的书。尤其是写长文章需要大块时间，几个月一篇，而我现在的翻译工作根本不允许我有这样的时间。更麻烦的是，我愈来愈感到大多数人写文章都是在胡说八道，便也怀疑起写文章的必要性了。所以愈来愈不想写——如果说讨厌可能会夸张些，但确实不想写，连写一个译后记都觉得好多余。

　　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