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刚升 民主失败也是个重要议题

　　【致敬辞】

　　这是一次观念的探险，包刚升带着浓郁的问题意识，深入到民主政治的内部，辨识其运行的内在机理。在成功的民主和崩溃的民主之间，他以实证研究为基础，总结其不同的经验教训。于亨廷顿、戴蒙德和林茨等大师的研究之外另辟蹊径，收获了一片别开生面的学术风景。这是一项填补政治学空白的研究，它以四个国家民主实践的宝贵经验为范例，提炼出民主体制建立与巩固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启迪人们对于建立何种民主体制的思考。这是吹向观念论域的理论清风，使得笼罩民主的雾霾无法藏身。人们不会因歪曲而迷惑，对民主的信念也更加坚定。

　　自近代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一直在寻求自己的民主道路，并且在上世纪开始了艰难实验。虽历经坎坷，却从未停歇。今天，民主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包刚升以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敏锐触觉，对这一重大课题做出了前瞻性的思考。就此，我们致敬《民主崩溃的政治学》！

　　【答谢辞】

　　学术界的职责是为开放社会贡献思想资源

　　《民主崩溃的政治学》获评《新京报》“2014年度社科书”，于我而言是一种莫大的荣誉。《新京报》让我来致辞，我想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讲几句与致谢无关的话。

　　作为一位学者，我关心的问题是：对一个处在现代转型中的国家来说，学术界与知识界能够贡献什么？按照卡尔·波普尔的观点，一个社会的进步取决于有效知识的积累。这一论断揭示了进步的本质。这里的知识不仅包括科学、技术、工程和生产的知识，而且包括制度、法律与治理的知识。如果说前一种知识是与直接创造财富有关的，那么后一种知识则是与使创造财富成为可能的制度框架有关的。但是，在一些国家，后一种知识容易受到忽视。通常，这样的国家都比较落后。

　　在我看来，提供后一种知识是一国社会科学界的责任。在学术界与知识界，我们需要为民请命的人，需要舍身求法的人，需要特立独行的人，但是更需要为建设一个开放社会贡献思想、学术与知识资源的人。一个国家的发展限度，不惟独受到政治势力和社会结构的左右，更受到从精英到民众的思想与知识的束缚。很多时候，正是思想与知识决定着我们思考问题的视野和边界。

　　我想，学术界与知识界的职责是为此贡献有效的思想、学术与知识资源。

　　■ 对话

　　“我的主要研究兴趣是民主转型”

　　新京报：你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出版后，就获得了本报2014年度社科类致敬图书，你对此有何感想？

　　包刚升：《民主崩溃的政治学》获此殊荣，我略感意外。

　　自作品入围以来，我一直在想：那些有价值的重要工作是有机会被世界发现的。但我应该算非常幸运，因为可能还有很多同样有价值的著作被埋没了。

　　新京报：评委周濂说，《民主崩溃的政治学》是一本“横空出世”的政治学著作，你做这项研究的起因和过程是怎样的？

　　包刚升：我猜想，周濂老师讲的“横空出世”可能有几层意思：第一，研究主题是全新的；第二，作者提出了新的理论；第三，作品的论证方式是国内少见的。所以，《民主崩溃的政治学》看上去令人耳目一新。

　　我的主要研究兴趣是民主转型。这一领域多数研究关注的是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但民主失败同样是一个重要议题。若不能避免民主失败，新兴民主政体就谈不上巩固的问题。所以，我从2010年开始做这种探索，并用两年多时间完成了这项研究。

　　新京报：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多年来一直存在原创不足的问题。与亨廷顿的《第三波》，戴蒙德《民主的精神》，以及林茨与斯泰潘的《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相比，你在做《民主崩溃的政治学》研究时，有哪些创新？

　　包刚升：它们都是出自国际一流学者的杰出作品。但这三部著作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论著作”，它们缺少单一的理论假说，也就谈不上借助系统的经验证据来论证理论假说。

　　与此不同，“本书（《民主崩溃的政治学》）是比较政治领域一项原创性的实证研究。称其原创性，是因为这项研究对民主崩溃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解释；称其实证研究，是因为这项研究是严格按照‘提出问题-文献回顾-理论假说-经验证据-研究结论’这些步骤依次展开的。因此，这是一部理论导向的‘政治科学’著作。”在经验研究部分，本书采用的是比较历史分析方法，所以本书看上去带有《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国家与社会革命》等经典译著的影子。

　　“国家现代政治转型的命运，取决该国的政治精英阶层如何思考政治”

　　新京报：你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高度的选民政治分裂导致政治冲突，而离心型民主无法塑造有效的国家能力，两者的结合倾向于导致民主体制的崩溃。”对于前者，应该设计出利益协调机制？

　　包刚升：20世纪以来的政治经验揭示，阶级分裂与族群-宗教分裂是主要的选民政治分裂。从成因上看，贫富悬殊或严重不平等的社会更容易出现高度的阶级分裂，高度的族群-宗教分裂则与一国内部特定的族群-宗教结构及其历史恩怨有关。

　　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严重的阶级、族群-宗教分裂因素，则对民主稳定较为有利。但倘若存在严重的阶级、族群-宗教分裂因素，就可能会给民主政体带来巨大压力。当然，这在政治上并非束手无策。一个考虑是能否降低社会分歧政治化的程度，另一个考虑是能否选择向心型政治制度安排，以降低高度的选民政治分裂对民主政体造成的政治压力。长期当中，最好的政策是弱化引发高度的阶级分裂与族群-宗教分裂的社会因素。

　　新京报：从上世纪初开始，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曲折坎坷，这两年，出版了好几本有关民国初年国会政治的图书。在你看来，中国人在上世纪的民主实践，有哪些经验和教训需要吸取？

　　包刚升：按本书的框架，中国民国初年的政治曲折尚不能称为民主政体的崩溃，而只能称为民主转型努力的失败。但民国初年的此种政治探索是一种重要的历史经验。

　　《民主崩溃的政治学》的分析框架与理论洞见，对理解这一时期的政治史也是有帮助的。一方面，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在共和-帝制（或威权）、基于土地的贫富阶级、统一-独立、边疆地区的族群-宗教问题上的严重分歧，构成了政治转型的约束条件。另一方面，民国初年的总统制与内阁制之争、“府院之争”等恰好折射出宪法设计与制度模式的重要性，总统与总理之间、行政权与立法权之间的频繁冲突通常不利于民主转型。这也就是本书阐述的要避免离心型民主政体的实践意涵。

　　当然，在既定的结构性约束条件下，一个国家现代政治转型的命运，往往取决于该国的政治精英阶层如何思考政治。那么，学术界与知识界能够为开放社会贡献思想资源做什么？从消极方面讲，我们至少可以做到不误人子弟，不制造虚假知识，不曲意逢迎。从积极方面讲，我们可以主动应对现代转型的重大问题，着眼全球经验，基于严密逻辑，贡献可靠的思想、理论、知识与政策。这既是我们的职责，也是我们的使命。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