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8:年度好书·国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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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之京 在整理中跟着学习

2015年01月06日 星期二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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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之京让《顾随全集》从四卷变成了十卷。

  【致敬辞】

  一代学林宗师顾随先生徜徉于古典文学的瑰丽风景,他深入历史语境体验故国文人的喜怒哀乐,将深刻的人生体验融入学术研究,并以敏感的触觉捕捉源源不断的灵感,进而凝聚成一部部优秀的著作。其讲诗,提倡心物相合,注重独抒性灵,以情为主,“诗心论”独出机杼;其说词,继承和发扬了王国维的词学传统,“高致说”自成一家,字字珠玑而令人回味无穷。顾随先生的词作,兼有雄壮、新奇、健婉之长,其长调抒情性强,格调高雅,感情真挚;其小令含蓄婉约、辞简义丰。此外,他还涉猎小说、杂剧创作,在儒家、佛家思想领域修养颇深。经由十卷本的《顾随全集》,顾随先生的哲人风范、高雅志趣、学术成就和讲坛遗韵,将百世流芳。“大师无界,大道无名”,让我们致敬《顾随全集》!

  【答谢辞】

  度尽劫波赶好时

  《顾随全集》十卷本结集出版,对于我父亲的著作来讲,真正是一个集腋成裘、聚沙成塔的过程。“文革”中,父亲的手稿和他的著作悉数抄没。从最早1986年,父亲第一册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50万字《顾随文集》,到2000年的四卷本《顾随全集》,再到这一次的十卷本全集,我感激所有帮助全集完成的人们,感激父亲的老学生们,还有喜欢父亲著作的年轻人们,我深知没有你们的帮助,无法完成这十卷本的规模。整理父亲文集的过程中,我更深有感触的是,没有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没有今天思想学术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解放,父亲顾随的著作不会以如此丰富的面貌呈现于大家眼前。

  ■ 对话

  新京报:这一次《顾随全集》十卷本的结集,跟之前四卷本相比增加了很多内容,是不是到目前为止能找到的资料都已经囊括进来了?

  顾之京:现在还不敢这么说。因为这里边有些东西得到也挺偶然,就是有些我自己都不知道过去我父亲写过这些,一些不相识的甚至很年轻的朋友看别的资料的时候发现了我父亲的东西,就给了我。但是现在能够知道还没有找到的呢,一个是我父亲早年在山东的时候发表一些小说、散文什么的,这个报纸在国家图书馆头几年都见不到,山东省方面济南什么的或许有,但是那个我们也还没有看到,这个是知道的。另外个别的东西,是不是他写了之后还散在过去学生的手里,或者很偶然的情况在什么人手里头,这个也可能还会有,但是估计量也不会很大,因为有些找不到的,就已经确实知道不能找到了。比如像我父亲给周汝昌先生的信,还散在一个人的手里,周汝昌先生的女儿跟我联系,她说前不久曾经有人跟她说,还有一些周先生的东西,里面有我父亲给周先生的信,可是得到的希望也不会很大。不过即使再丰富一些,恐怕也不会有像四卷扩充到十卷这样大的一个规模,顶多也就是能够在某一卷里边多一点,应该说基本上是能够收集到的都在内了。

  新京报:从当初的四卷本到动念做十卷本,这个工作做了几年时间?

  顾之京:具体的时间也不太好想了,2000年出的四卷,后来陆续地就是有不少的东西出来,一个是叶嘉莹先生的听课笔记,过去不可能全部整理出来,后来叶先生的笔记全部一字不落地做的一个讲台实录的整理,这个是2000年之后就开始这么做。再有就是又找到了一些文稿,从不同的渠道这个发现一些、那个发现一些,他们都跟我联系就汇集到我这儿,集中起来编订还是差不多最近五、六年的时间吧!

  新京报:十卷本比之前四卷本增加出来的部分当中,整理过程当中觉得特别愿意和大家分享、您自己最看重的是哪些部分?

  顾之京:从学术影响力和传播的作用这个角度讲,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传诗录》和《传文录》三卷。那三卷是四十年代完成的,作为我父亲来说,是他学术创作的一个巅峰时期。像《稼轩词说》、《东坡词说》,以及他讲的禅学著作,那些是一般人很难真正领会其中深意的东西,而他把它们在课堂上以一种流畅浅白的方式讲出来,而且让你在很自觉地、很愉悦的情况底下接受那些个知识、思想我觉得对于当时甚至咱们现在,包括我自己都是很新鲜的体验。

  但是从我父亲本人的成就来说,我觉得其实不应该忽视他的诗词曲的创作,作为一个现代人的古典诗歌创作,我想是最优秀的之一。尤其是他写的杂剧,在中国文学史上应该是压轴的,叶嘉莹先生从学术上也写过关于我父亲的杂剧的文章,认为是“空前绝后”的。说他压轴是因为之前王国维有过写杂剧的设想,但没有实现,吴梅写过,但写的没有我父亲多,而且他写的时间也比我父亲要早。之后就没有人写了。从我父亲来讲,其实是希望成就自己为一个作家和诗人。

  新京报:您父亲作为师者的一面也是十分重要的,学生中出了那么多优秀的学者,他对自己教师或者说诗歌教育的成就是怎么看的呢?

  顾之京:就他自己来说,教书就是一种职业。从21岁北大毕业教书,到61岁逝世,整整四十年。他很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我就记得每每上课,都是很兴奋,下了堂以后,累得不得了。1949年我父亲病了,到1952年才好,好了之后冯至先生来看我父亲,对我父亲说,要不你来社科院文研所吧!但父亲后来还是去了天津,他愿意教书。1959年年底,他给周汝昌的信中说,到明年(1960年)从教40年,也是跟我母亲结缡40年,他那么不记数的人,这个40年他记得清楚着呢!但是第二年夏天就卧床不起,到九月就没了。

  新京报:顾随先生讲诗,大家都很推崇了,这个整理过程当中您自己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心得?

  顾之京:我自己来说实际上我是跟着他学习的过程。因为别的部分增加得也不是很多,像小说增加一些,散文增加一些,论文也增加一些,但是都比较零星,比较大块增加的是他讲诗和讲文,这个文献在其他人来看好像也是受益最深。我自己这十几二十年如果说还有些提高的话,那就是在整理我父亲的遗稿当中潜移默化的作用,实际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他活着的时候我们没有能够跟他学到什么,整理这些就觉得我对他也是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

  新京报:怎样的重新认识?

  顾之京:我原来觉得父亲好像就是还是有些学究气吧!因为他那些学术著作我以前都不能说理解得很透。但是他对生命和生活的热爱,对于人性的理解和关怀,这些方面我都是通过这些年整理他的稿子,包括读他的小说,读他的诗和词这些作品我才有了认识。

  采访/新京报记者 李昶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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