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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顺 何伟就是一块“平民化的奇石”

2015年01月06日 星期二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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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江城》和《寻路中国》后,李雪顺(左)再次翻译了何伟的新作《奇石》。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过去几年中,国内掀起了一股关于“如何记录当下”的非虚构写作热潮,而美国记者何伟从2000年起开始陆续创作的“中国纪实三部曲”无疑成为引爆热点。2014年他再推《奇石》,用24个发生在东西方的故事继续延续其非虚构的写作生命。这本书在中国如此畅销,离不开译者李雪顺的功劳,而作为何伟多年的老友,李雪顺甚至觉得《奇石》书如其人,何伟在他眼中,就是这样一块可以从各个角度观察的“奇石”。

  【致敬辞】

  向西方读者长期报道变革中的中国成就了彼得·海斯勒的写作声誉,并于2011年获得麦克阿瑟天才奖。引人入胜的中国城镇和乡村故事,让他被称作“关注现代中国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在中国,他以中文名何伟被读者所熟知。《奇石》是其文章的结集,高超的写作技巧和独特的讲述风格吸引了中文读者的瞩目。丰富的细节与独特的“何伟式幽默”令人忍俊不禁。除此以外,何伟的非虚构写作,还为中国作家提供了文本的参考。借由何伟的眼睛,人们在熟悉的故事中获得了不寻常的意义。一个西方人以耐心而沉潜的观察,客观、平实的叙述,为中国社会提供了他者的视角,以及另一个维度的参照。

  何伟的成功也是文化交流的典范。他深入底层,以长期而深入的观察赢得了被采访者的信任,又以理性的分析提供了中国社会的真实图景。这也意味着,只要抛弃成见和思维定式,理解即可相互形成。就此,我们致敬《奇石》!

  【答谢辞】

  这是普通人的故事

  尊敬的评委和读者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奇石》的译者李雪顺。作为译者,我非常感激并衷心珍视《新京报》给了《奇石》如此难得的评价。我在翻译《奇石》的时候翻阅了许多资料,跟何伟也有许多沟通。感谢评委和读者朋友们对我这种做法的认可,你们的认可让我有信心翻译出更好的作品。

  《奇石》讲的是普通百姓自己的故事,希望大家能感受到它的平民性;何伟是个不错的观察者,希望大家看到《奇石》主角们生活的多面性;作为地球村的普通村民,希望《奇石》让我们读懂东西方文明的共生性。

  新京报:从《江城》、《寻路中国》到这本《奇石》,你一直都在翻译何伟的作品,一路翻译下来,你觉得何伟的写作风格是否有什么变化?

  李雪顺:我仅从翻译上说,觉得何伟的“中国纪实三部曲”文风还是比较一致的,就是那种“平民化”的气质。这也是他的书受到中国读者欢迎的原因。“平民化”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何伟写作出发点并非为了本人的扬名,而是仅仅想通过利用自己的观察和写作本领来忠实记录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其次,何伟在美国接受过正规的写作训练,这就让他和普通美国人区别开来,他在普林斯顿和牛津接受写作训练后已经知道他要当一个作家,所以他来中国时已经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要写什么。他在涪陵居住那几年,潜心观察并忠实记录周边的生活,他是一个专业的写作者。他在中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从“想做一个作家”的角度去有意为之的结果。

  新京报:听说你其实从1996年起就认识何伟了,当时是他在涪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教师同事,当初你为什么会想去翻译他写的书呢?

  李雪顺:我们彼此都非常熟悉了,他的学生也是我的学生,一直都保持着联系。大概是1999年,那时候通讯还不发达,我们听说何伟在写书,但不知道内容。一直到2000年初《江城》出版后何伟专程回了一趟涪陵,送了我一本英文版的《River Town》(江城),我看后才知道这是写涪陵人的故事。于是我就顺手开始翻译了,结果从《江城》一路译到《奇石》,实在是很顺理成章的。

  新京报:《奇石》里收录了24个故事,你在阅读和翻译过程中最喜欢哪个故事?

  李雪顺:应该说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多恩医生》那个故事,多恩医生这个人特别让我联想到中国的雷锋。我在翻译时一直感叹,一个外国人,住在美国科罗拉多西南角一个叫纽克拉的小镇,简直是个“地球边缘之处”,这个外国人为百姓服务时完全不求回报,一点都不比我们中国宣扬的社会上的好人好事逊色啊。至于说最喜欢的故事,我还是最爱那篇《甲骨文》,这是讲中国著名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先生的故事。我翻译之前在网上查过很多关于陈梦家的资料,而何伟写的这篇故事,从全新的视角给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陈梦家,我看完很感动。

  新京报:何伟的身份其实是一个记者,在你看来,他写这些故事,是如何把握叙述与报道之间的平衡呢?

  李雪顺:事件报道是比较注重时效性的,而何伟的这些非虚构写作并不会去刻意追求时效性,这就使得他的观察和评论的长处得以显现,从构思到成文,他可以花大量的时间,非虚构写作需要的深入挖掘和认真思考,他都是具备的。比如说,我们在两年前通过电视新闻报道就已经知道埃及动乱大概是怎么回事了,但是由于相隔遥远,我们知道的都是表面新闻,穆巴拉克如何了,穆兄会又怎样了等等,而何伟在埃及对这种动荡身临其境,他却不写穆尔西,不写穆兄会,而是通过《阿拉伯之夏》、《广场上的清真寺》等几篇文章去写动乱之后的场景。最近在《纽约客》上刊登的何伟写的一篇关于埃及垃圾清洁回收工的故事,这个不起眼的小群体的日常生活变化,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埃及动荡的不同的角度。

  新京报:何伟的“中国纪实三部曲”和眼下这本《奇石》过去五年里在中国掀起了关于“如何记录当下”的非虚构写作探讨热潮,你觉得何伟的非虚构写作和中国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有什么不同之处?

  李雪顺:我记得十几年前我读中学时,中国的报告文学是很繁荣的,但进入新世纪以来,报告文学这种文体变得饱受争议,包括前阶段作家阿来的作品在“鲁奖”评选中得零票的风波等等,都折射出读者对报告文学这种文体的认识不清,但我觉得这并不能怪罪于读者的阅读品味。你看何伟他认准了非虚构这种文体,深入民间生活,对老百姓做了近距离的观察,甚至到老百姓中去生活,写出来的东西只要真实好看,读者是会买账的。不过我觉得何伟的写作和报告文学还是有一条清晰的“线”,就是平民化。何伟的写作主题来自于我们的真实生活和真实人物,比如《奇石》里的人物都是有名有姓的,情节和事件没有何伟的编造和想象,但是报告文学会有一个原型事件或人物,再根据作家的聪明才智去适度地想象和夸张。所以我觉得,何伟的写作,就是西方定义的非虚构写作(Non-fiction)比较准确,和中国的报告文学不是一种东西。

  新京报:如果让你提炼《奇石》的关键词,你会说什么?

  李雪顺:平民化。看何伟的故事,看上去是在写别人,冷静下来想想,其实写的都是我们自己的故事。第二个关键词是“奇”,何伟这个人就很“奇”,同样看一个大家都看得到的东西,他总是能找到奇特的视角切入,所以读者才觉得吸引人。

  采写/新京报记者 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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