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02:摩登周刊·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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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1月09日 星期五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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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朗格于德累斯顿皇宫举行的第一场发布会现场。
1994年的发布会上,君特·布吕莱恩忙着回答各方提问。
当代朗格公司复兴后发布的首批四款新表。
1994年,瓦尔特·朗格与当代朗格首批四款腕表作品合影。
朗格表厂早期的制表师们。
经典Lange 1腕表(右)与Lange 1 20周年特别版腕表(左)。Lange 1系列是当代朗格的代表形象,目前已拥有15个表款。
1991年,瓦尔特·朗格(右)与伙伴君特·布吕莱恩(左)。

  二十年后,当90岁的瓦尔特·朗格站在德累斯顿皇宫里,准会想起1994年在这里举办的当代朗格首场新闻发布会。彼时,二战时期被炸毁的德累斯顿皇宫的重建工作还未完全结束,瓦尔特·朗格和同事们在皇宫中一个破旧不堪的房间内铺开了地毯,遮挡住布满灰尘的水泥地面,四张几乎两人高的表款海报用木架托着倚墙而立,并用布帘盖上,如此凑成了一个临时的发布会现场。“时至今日,我依然清楚记得那些盖满烟灰的窗口。这绝不是欢庆的气氛,却与我们当时的先锋精神不谋而合。”瓦尔·特朗格说。然而从当时留下的照片来看,场面已经算是很体面了。

  20年时光跳转

  1994年10月24日,当布帘在数名贵宾以及50位记者的面前被一一揭开,LANGE 1、SAXONIA、ARKADE及TOURBILLON “Pour le Mérite”四款腕表面世,所得到的热烈掌声宣布了“朗格”品牌的重生。

  在现场,瓦尔特·朗格与搭档君特·布吕莱恩(Günter Blümlein)忙不迭地回答来自各方的问题。之后,德国、奥地利与瑞士的12名珠宝商一反行规,开始进行当场订购,由于朗格只准备了123块表,不能平分给12个人,最后3块陀飞轮只好通过火柴棍抽签的方式来决定归属。

  “这些反应超出了我们的最高期望。”瓦尔特·朗格回忆道,之后,他兴奋到甚至将公文包遗留在了吃午餐的餐厅里。

  20年后的2014年10月24日,德累斯顿皇宫已经重现昔日荣光,而朗格,也已重返高级制表的顶峰位置。这天晚上,来自全球的150名贵宾与记者共同回顾20年前激动人心的时刻,并见证LANGE 1系列20周年纪念版腕表的发布。

  这一次,在台上手执话筒的是朗格产品研发总监Anthony de Haas,他活泼的举止与幽默的言谈让人们从适才播放的略带悲怆的视频中稍稍恢复过来,而年迈的瓦尔特·朗格坐在台下前排的位置,像一位忠心的表迷般认真地聆听,并时不时露出了微笑。

  流离的过往

  1845年,瓦尔特·朗格的曾祖父阿道夫·朗格在靠近德累斯顿的格拉苏蒂镇建立了自己的钟表作坊,生产朗格牌钟表。与此同时,以阿道夫·朗格为代表的四位制表师,以拓荒者之姿建立了格拉苏蒂的制表产业链。在三代人的努力之下,朗格成为了顶级德国怀表的代名词,格拉苏蒂镇也成了赫赫有名的精密制表重镇。

  1945年的情人节,作为德国东部重镇的德累斯顿遭到了地毯式的轰炸,15平方公里的内城里,皇宫、博物馆、歌剧院、圣母教堂等美轮美奂的建筑被夷为平地;二战结束的前一天,苏联空军的炸弹亦毫不留情投向了格拉苏蒂镇。当时,瓦尔特·朗格的父亲和伯父尚在热烈讨论公司将来是否要主做腕表以适应时代需求,并开始研制腕表机芯。然而,一切都随着主要生产部门的摧毁与随之而来的被苏联占领区政权没收成为泡影。

  彼时,瓦尔特·朗格也已经成长为一名制表师,并有幸从战场上生还,然而在回到家乡的第二天,他就目睹了祖辈心血的被炸毁。1948年,表厂被充公,不愿被迫前往开采铀矿的瓦尔特·朗格在年末的某个夜晚逃离家乡,开始了流亡生涯。

  流亡的途中,瓦尔特·朗格结识了女制表师尤塔·梅亚(Jutta May)——他一生的妻子,两人一同去往普福尔茨海姆(Pforzheim)寻找新的开始。普福尔茨海姆是德国南部的制表重镇,虽然同样遭到炸毁,但其钟表制造业在上世纪50年代便开始复兴。在这里,瓦尔特·朗格与妻子尤塔、哥哥费迪南德白天在不同的表厂工作,晚上则在家里厨房的灶台上进行手表组装。他们在普福尔茨海姆制作的带有“Lange,vorm.Glashütte”字样的腕表,一度分销到了德国的各个地区。

  1961年8月13日,长达155公里的柏林墙几乎在一夜之间突然立起,诸多流亡者无奈接受了自己也许将终生无法回到家乡的命运。1980年代,当石英危机重创了传统的机械表制造业和市场,63岁的瓦尔特·朗格选择了退休,打算与妻子在普福尔茨海姆共享宁静的晚年生活。

  【LANGE 1的问世】

  “让人们重新谈起朗格”

  “柏林墙倒下时,我已经退休了,但我就是不愿意白白错失重振祖业的良机。” 瓦尔特·朗格如是描述当时的心情。于是他毅然动身回到德累斯顿,虽然易北河南岸依然是废墟,虽然格拉苏蒂镇昔日辉煌的制表业已经退化为一间生产廉价手表的大型国有表厂,他还是决定,在荒芜中重新找回“朗格”这一个名字,重振格拉苏蒂镇的制表传奇。

  “1990年12月7日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日子之一,我借用小学同学在格拉苏蒂镇的地址为品牌重新注册,一切从头开始。”

  糟糕的是,家族的土地和财产因为诸多原因无法被归还。还好有万国和积家公司的总裁君特·布吕莱恩,他是机械表的拥趸,在石英危机后致力于机械表的复兴。他成为了瓦尔特·朗格的搭档,他们在格拉苏蒂镇附近的Ladenmühle酒店内喝着红酒促膝而谈,并在简陋的厂房里与数名与他们有共同梦想的人研制出了四款腕表,这其中就包括Lange1。

  在筹备新产品的日子里,瓦尔特·朗格想:“朗格表已经有四十年不存在于市场,怎样才可以使业内专家重新谈起朗格的名字?假如设计一个大三针腕表,谁也不会谈起它。”于是,设计团队先将精力集中在了表盘设计上,他们先是画出了自认为可以“绝对不一样”的设计图:偏心的时分表盘,以及前所未有的大日历显示窗。后者的设计灵感来自易北河边森帕歌剧院里的五分钟跳字钟,那是阿道夫·朗格与其老师古特凯斯一同设计的,虽然森帕歌剧院三度遭到损毁,但每一次重建时,跳字钟也随之回复旧貌,其模型至今仍完好地保存于不远处茨温格宫的数学物理沙龙。

  然后,瓦尔特·朗格带领15位制表师,开始穷尽其毕生所学为此设计制造机芯。

  就算从现在的眼光来看,Lange1的设计依然是极具先锋气质的,如果仅仅是为了让人们记住它,这样做是否太过冒险?瓦尔特·朗格如今在面对记者的提问时,也老老实实说,就是赌一赌,如果不幸失败,我们就将它定义为绝版。

  所幸,之后一切都出乎意料地顺利,发布会后的第二天,众多报纸都争相刊登朗格复出的消息,Lange1大日历上的数字25,和当天报纸的日期一致——这也是当年发布会前,朗格团队的小小心机。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Lange1成为了当代朗格的代表形象,并且是拥有15个表款的经典系列,数字25也成了朗格所有腕表在进行展示时的标准日期。

  “或许是倔强吧。如果我放弃重振祖业的话,那么我在1990年便像平常人般退休了。但我在66岁时,却展开了人生新的篇章。至今仍是一样:若我认为重要的事,我便会全力以赴。”

  如今,德累斯顿以惊人的倔强重现了巴洛克时期的辉煌建筑,格拉苏蒂镇也已再次成为举世瞩目的德国制表中心,而朗格,与其所生长的土地一样,以坚守过去的方式昂头迎向未来。

  对话朗格家族第四代传人,当代朗格创立者瓦尔特·朗格▶

  为传奇续写新篇的人

  虽然已经是90岁高龄,面对记者时,瓦尔特·朗格仍然精神矍铄,铿锵的德语发音透露出祥和神情之下的一股倔强。区别于商人的从容灵巧,瓦尔特·朗格的侃侃而谈是基于一位制表师的专注、一位历尽沧桑的老人的豁达,交谈中我惊讶地发现,他能准确地记得很多细节,包括年份、机芯型号、许多人的名字、细小事件的先后顺序……也许,正是这种种特质,令他能在年过60岁的时候再次出发,重建当代朗格公司,为一个传奇的名字续写新篇。

  新京报:据我所知,直到1994年,朗格家族在二战后被没收的土地和财产都没有被归还,重建公司和研发表款的资金从何而来?

  瓦尔特·朗格:那时候我和君特·布吕莱恩一起重建朗格,君特是当时万国与积家的总裁,所以资金支持就是来自当时积家与万国所属的VDO集团。我们靠这些资金租用了一些厂房,买了新的桌子、椅子,并大规模修建了房子,而大部分的钱被用来做腕表的研发了。

  新京报:Lange1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瓦尔特·朗格:就是重新建立品牌后第1款表的意思,当时没有2、3、4……的计划,不过我很高兴现在它发展成了一个具有不同功能款式的系列。

  新京报:1994年,德产表的价格都偏低,而朗格复出时推出的四款表都标出了可算是“天价”,您不认为有一定风险吗?

  瓦尔特·朗格:我认为价格太低才是风险。价格太低,我们的产品就会和其他大批腕表一样了。我们要有明显的区别,不要让产品沉在海里。而且回顾一下朗格的历史,会发现过去朗格怀表的价格也够买一个小别墅,这也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我们只做最精良的腕表,而且朗格表最昂贵的部分不是表壳,是技术和工艺都精益求精的机芯。

  新京报:上世纪60年代,您曾数次冒着生命危险潜回格拉苏蒂镇,将您伯伯生前保存的朗格家族历史、制表文献运回西德,这些文献在后来90年代研发产品的时候有帮助吗?

  瓦尔特·朗格:我那时候带走的图纸,在90年代其实没什么大的用处了,因为都是怀表领域的记载。不过,我依然觉得这是值得的,他们是朗格珍贵的历史记录。

  新京报:复兴朗格时,资金和技术都不是在格拉苏蒂本地得到的,为什么不在西德或其他地方复兴,一定要回到格拉苏蒂?

  瓦尔特·朗格:“朗格”和“格拉苏蒂”是两个分不开的词语,我的曾祖父在格拉苏蒂镇建立公司,因此朗格和这个地名、和这个镇上的人就发生了关系,这是无法改变的,这样的关系也没有办法搬到另一地方去。现在,朗格并不是格拉苏蒂镇唯一的表厂,小镇已再次成为德国制表中心,超过1300人在这里找到工作,令这个地区繁荣兴盛。我非常满意朗格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就如我曾祖父尚在的那个年代,朗格就是这里的推动力。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有同感。

  新京报:着手复兴朗格之后,您为什么一直住在普福尔茨海姆而不是搬回格拉苏蒂镇?

  瓦尔特·朗格:朗格重新注册的时候,我已经66岁了。我太太说,我的朋友都在这里,如果我们搬去格拉苏蒂镇,你每天去工厂上班,我就只能坐在家里。为了妻子,我就选择了留在普福尔茨海姆。所以90年代我经常在路上,自己开车或是坐飞机。现在世界变得很小,不会再有坐着马车出行时的距离感了。

  新京报:最后请您评价一下目前德国的几个主要制表区域及其特色。

  瓦尔特·朗格:格拉苏蒂镇,这里现在是德国精密制表的中心;普福尔茨海姆,主要大规模生产日常使用的腕表,石英危机中这里的企业受到了很大打击,之后并没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黑森林地区的大型咕咕钟很有名,这里的“荣汉斯”曾是世界上最大的钟表企业,但现在不是了,也是因为七八十年代的石英危机,那时候没人想买机械表,所以机械机芯的制作工艺大都没有保存下来。这些地区将来会怎样,大家都不知道,毕竟现在大家看起来都不那么需要腕表了。

  D01-D03采写/新京报记者 陈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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