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在“电报”式的文字之后的聪明观察者(2)

　　（上接B02版）

　　转折 

　　得到回信和翻译授权

　　2012年初，我从香港搬到北京，随后加入了《新京报》的书评周刊，成了一名图书版编辑。这次职业转换，最主要和最简单的原因是我需要一份不坐班的工作，而做图书版编辑能让我有机会大量读书（后来证明，它只是让我有机会大量“翻书”）。我也在尝试写小说，但我一直处于深度恐惧中，觉得自己的写作准备极不充分。我自认是一个敏锐的、有品位的读者，但我希望能升级为一个作者。而我之前写过的所有东西都让自己羞愧，它们简单、幼稚、毫无生气，它们和我毫无联系。这种体验戴维斯也很好地写出来了。在她早期的作品《瓦西里的生活速写》中，戴维斯写道：“不仅他印出来的名字和作品好像是属于别人的，他也基本不能从他写下的东西中获取任何快乐。作品一旦完成，就脱离了他的双手：它置身于无主之地。它是中性的。它无法打动他。”

　　在北京我一直在推销戴维斯的作品。因为几乎没什么人听说过她，我估计她的中文版权还在，于是决定绕过作家本人，从出版方着手，这样可以确保这本书能由我来译。我将她推荐给同事、朋友、出版人。戴维斯的另一个身份是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的前妻。奥斯特的作品国内前几年已经引进了，这位长相英俊、总是打扮得像模特一样、喜欢在作品中玩结构的作家在国内很流行。但我不喜欢需要将戴维斯包装成“保罗·奥斯特的前妻”这一点。我认为她的作品比奥斯特的高级得多，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当年10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见到了楚尘文化的当家（不出奇的是，他就是楚尘），楚尘很感兴趣，很快交代编辑和我接洽，并开始联系版权事宜。巧的是，很快我的邮箱里就来了一封邮件——是戴维斯的回信。原来戴维斯之前没有看到我的信。她解释说，或许我发信的那段时间刚好赶上感恩节，它在众多邮件中被淹没了。戴维斯说她很高兴我对她的作品感兴趣，并且很希望它们能被翻译成中文。她不懂中文，但她说她认为我会是一个出色的译者，她完全信任我。

　　很快又来了好消息。2013年1月，两年一度的布克国际奖决选名单公布。中国作家阎连科入围，莉迪亚·戴维斯也名列其中。说实话，得知戴维斯入围我颇感意外。也许是因为戴维斯的作品太殊异了，总量又太少，而布克国际奖又几乎算得上是文学界仅次于诺贝尔奖的终身成就奖（之前的获奖者包括艾丽丝·门罗、菲利普·罗斯和伊斯梅尔·卡达莱）——尽管戴维斯在美国一直享有“作家的作家”的名声。但与此同时我又有一种预感，一旦戴维斯入了决选，她就很有可能获奖，这同样是因为她的作品太独特、太异质了。一种强烈而高度统一的个人风格、一种金属般的质感、一种高密度高提纯的语言能量将她的作品和所有人的作品区别开来。

　　布克国际奖评委会认为戴维斯的作品“深具创造力，精巧而又难以归类”。它们是“我们从未读到过的东西，一种短篇小说的新形式”。评委会主席克里斯托弗·里克斯评论说，莉迪亚·戴维斯的写作“张开轻盈的手臂将众多类型揽入怀中。要怎样将它们归类呢？它们一直被称作故事（stories），但同样可以是微型小说、轶事、散文、笑话、寓言、神话、文本、警句，甚至是格言、祷词，或仅仅是观察。”

　　在戴维斯那里，文学类型的边界是不存在的。一个能够冲破形式藩篱的作家当然必定是一个对形式高度自觉的作家，因为，业已形成常规的形式会是有效的、安全的，而任何新异的尝试都必定危险重重。戴维斯在作品中借用了寓言、日记、书信、游记、学术报告、论文等大量文体，甚至还有庭审（！）和语言课讲义。但文体实验并不是她的目标，她在做的似乎永远是寻找最恰当的形式完成某种特定的观察或思考。我们能在戴维斯的作品中发现大量的生活现实——对自我的认知、人类意识运作的方式、情感的真相。我认为评论家詹姆斯·伍德极好地总结了戴维斯作品的优点——它们“结合了清晰、格言般的简洁、形式创新性、慧黠的幽默感、荒凉的世界观、哲学张力及人生哲理”。

　　但我们当然可以从戴维斯那里发现很多人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不被前人影响的作家是不存在的；但最好的作家能够超越前人的作品，在自己的写作中再造一个全新的花园，并为后人提供更充分的养料。在戴维斯那里，除了她公开承认塑造了她风格的拉塞尔·埃德森外，我们还可以读出卡夫卡、卡尔维诺；她的一些故事中那种偏执的、细微变化却不断循环的句式是贝克特式的；她喜欢将作品拆分成小章节、喜欢“速写”人生片断的做法是巴塞尔姆式的；或许还有许多诗人的影响，我无从分辨，我知道戴维斯一直大量读诗。

　　关于戴维斯生平介绍不多。2014年4月，她的最新小说集《不能与不会》出版，《纽约客》杂志推出她的特写文章，算是对她比较全面的介绍。戴维斯1947年7月15日出生于麻省北安普敦一个文学之家，父亲罗伯特·戈勒姆·戴维斯（Robert Gorham Davis）在哈佛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英语文学，母亲霍普·霍尔·戴维斯（Hope Hale Davis）则是一名短篇小说家和活跃的女权主义者。戴维斯与保罗·奥斯特大一时在哥伦比亚大学相识，毕业后两人搬到了巴黎，靠文学翻译为生，并勤奋写作。在巴黎呆了两年后，两人又搬到法国乡下看护一座18世纪的石砌农舍，一边继续写作，1974年回到纽约时，两人身上加起来只有9美元。回纽约后两人很快结了婚，但这段婚姻也很快就终止了。我们无从知道戴维斯许多作品中的“我丈夫”与保罗·奥斯特有多大关系。

　　见面 

　　一个温柔、敏感、轻言细语的人

　　我在2013年10月第一次见到了戴维斯，事实上，在布克国际奖公布后，我立刻用邮件对她进行了书面访问，那次仓促的采访尚有未竟之处，我们便约定10月份我去纽约时当面补充。这两次采访的结果形成了此文之后的对话。

　　戴维斯是一个温柔、敏感、轻言细语的人。我们在纽约上州哈德逊市的一家意大利餐厅见面，她开车前往，据说那里是她经常见朋友的地方。她和她的画家丈夫艾伦·科特住在北边一个只有500多人的小村子里，他们的房子据说是由一座校舍改成的。戴维斯有一双时刻在观察的眼睛（就像许多作家一样），在谈话的中途，她突然提醒我去看离我们不远处的一个男人，这个光头的男人皮肤很油，他头上盖着一片展开的纸巾，似乎是要挡住那天过于剧烈的阳光。那天下午哈德逊的蓝天是我见过的最深澈的蓝天，街上几乎空无一人。我知道在纽约上州住着许多处于半隐居状态的作家，一辈子只写几本书，只有书出版的时候才出来见见读者。我考虑着这种生活的可能性——它的吸引力、它的挑战、它可能包含的缺憾和可能带来的满足感。

　　2014年4月我本人搬到了纽约，也住在郊区，不过离城市近一些。我习惯了沿哈德逊河前往市区的火车旅行。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我用来翻译《几乎没有记忆》这本书，它包括了《莉迪亚·戴维斯小说集》的前半部分。我和戴维斯就这本书保持着必要的通信，她就我的所有翻译问题给出了详尽的解答。之前，在我们谈到她近四十岁才正式出版第一本书的心境时，戴维斯说：“我不记得当时曾经为此而沮丧，我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学习怎样写出好作品，我想做的只是实现我对自己的期望。”当一个没有“组织”的译者很孤独，但这种孤独也会训练人的专注、耐心和敏感。我知道戴维斯本人也是在长期的克服孤独的过程中写出了自己最好的作品。

　　后续 

　　以《亲近感》走近戴维斯

　　《几乎没有记忆》这本书的最后一篇叫做《亲近感》。我想，这段话很好地说明了我和这本书、我和戴维斯这位作家的关系——

　　“我们对某个思想家有亲近感是因为我们认同他；或者是因为他向我们展示了我们已经在思考的东西；或者是他以一种更清晰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我们已经在思考的东西；或者是他向我们展示了我们正要思考的东西；或者是我们迟早都要思考的东西；或者是如果我们现在没有读他的话就会晚得多才会思考的东西；或者是如果我们没有读他的话很可能会思考但最终不会思考的东西；或者是如果我们没有读他的话希望思考但最终不会思考的东西。”

　　希望有更多读者能从这本书中找到这种“亲近感”。

　　B02-B05版撰文、采写/新京报特约记者吴永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