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蘅 让舅舅杨宪益在文字中重生

　　今天是杨宪益先生诞辰100周年。1月8日下午，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纪念杨宪益先生诞辰百年丛书”新书发布会在北京图书订货会现场举行。本报特邀丛书主编，杨宪益先生的外甥女赵蘅撰文纪念。

　　一

　　假如舅舅在天有灵，会不会嘟囔一句：不敢当，我只是个翻译匠！

　　那年病危中，北京煤炭总医院的主治大夫俯身对他说：“我们网上查了，你是中国的国宝！”他听了微微一笑，没有气力仍带点不习惯被人夸奖的羞涩。因为这位国宝级老人实在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他这一生所做的一切，比起他自己年轻时的理想相差十万八千里。年轻时他崇拜过诸葛亮，因为那是在不甘平庸的少年人心目中有大作为的人。到了晚年，他说已不崇拜孔明了，再说他的志向到终了究竟打了多少折扣，又被时代的局限和天灾人祸磨损了多少，他心知肚明，只是不说。

　　他在一家电视台采访中，曾直言不讳对主持人说，他满意现在的中国，虽然共产党过去做了许多莫名其妙的事，但现在还不错，他说他现在可以死了。他想念爱人戴乃迭，不无埋怨地叨叨，不是说好一起死吗，怎么她自己先死了？

　　舅母走后，舅舅不再翻译什么了。那百部以上的中外文学经典，他们几乎都翻完了。所以死对于他既是一种解脱，又是可以和一生挚爱的人团圆的一种最简便的方式。

　　这样的人何尝不视死如归！

　　百年诞辰临近，南南北北，凡是爱戴和怀念杨宪益的人们都在记挂这件事。我老早就收到并不认识人的来信，询问百年怎么纪念法，有什么安排，还说不纪念杨老是不行的。近日和学生时代就敬仰杨宪益陈友生老人通话，电话那头操浓重南音的话里对杨老的深情厚义，我能明显感受到。他说“杨宪益是一部读不尽的大书，”又说“杨公留下的文化遗产，就像一个开掘不尽的矿藏。”我们并不熟，统共没说过几句话，我和好多只知道彼此名字、甚至连名字都不大晓得的人，只要一提到杨宪益的名字，像心有灵犀一点通，定会达到无话不讲的地步。

　　曾记得五年多前我在某报当过唯一一次临时主编，这是在舅舅去世走后第五天。因为次日凌晨就要见报，前一晚报馆大厅灯火如织。而我必须当场为一整版的悼念文章写一段编者文字，情急中灵气使然，便“大笔一挥”写下：

　　“从宪益舅舅过世的当日起，这七篇长短文像七只雀鸟，陆续飞来簇拥着老人，送他远行。”

　　另起一行又写道：

　　“作者或用画笔，用雕刻刀，用文字，用眼神，用温暖的手陪伴我的舅舅到生命最后的时刻。22日，恰是作者中的四位，在病榻前，和老人一起度过了他九十四年来最后一个星期六。那天，北京照旧车水马龙，冬日的阳光照旧普照在楼顶、街市、广场和来来往往的人们的脸上。他们当然不会知道，躺在煤炭总医院的五层的干部三病区24床上这位老人，即将实现和他在68年前携手到中国的乃迭舅母同生死的心愿。他已经行进通往团聚的天堂路上了。

　　这是神圣一刻，不可阻挡，天上人间本是轮回。”

　　五年过去了。据初步统计，老人生前生后有一百五十九人写出一百九十四篇文字，黄皮肤的，白皮肤的，长长短短，句句深切，再现了杨宪益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他的大智慧和伟大的人格魅力。

　　多少人活着时沽名钓誉，或是拼命敛财，没做多少事，就吹上天，生怕被人遗忘。为什么这样一位平易和善谦逊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老人，一位只知读书写作翻译辅佐他人的老人，在他走后，会有那么多的人想念他，追忆他？

　　没人下达任务，没有任何行政命令，没人要求他们写，他们都是心甘情愿的、乐此不疲、掏心掏肺的不断地回忆，从各个领域、各个视角、列举大量细节来描述这样一位已故老人。其真情感天动地！

　　前日发表在上海文汇读书周报的长文《老杨扶我上马》，出自曾和杨宪益在外文局共过事的杨淑心老人之笔。文中重现了当年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创办《熊猫丛书》、杨宪益带领《中国文学》同仁们鲜为人知的奋斗故事。最吸引我的是开头一段：

　　“我认识老杨，是在1976年春夏之交……记得那时他身上穿一件洗得起毛的白衬衣，深灰色的裤子旧得看不见裤线了，一点没有英国式绅士的派头，也没有老专家的架子，所以大家都亲切地叫他‘老杨’。”

　　人与人之间，该是怎样的关系才会快乐，从这些感人至深的事迹里，从那些和舅舅相处的日子里，我悟到一个道理，人还是活得高尚一点好，纯粹一点好，真诚一点好，不为贪念所动好，坦荡磊落好，没有设防不用提防谁才能真正快乐！

　　二

　　纪念杨宪益先生百年诞辰丛书便是在这样的心境里开始操作。首先本套丛书得到九十二岁翻译家屠岸先生和八十七岁翻译家文洁若的推介。丛书六本囊括了杨宪益传奇一生。诸多珍贵的视觉影像，岁月痕迹。

　　在风云变幻的大时代背景下，一个富家少爷，从小心高志远，饱读中外经典成为同龄人中的出类拔萃的奇才。难能可贵的是，他视民族安危高于一切，在每一次历史关头的选择，都是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画传《逝者如斯》用本人自传文字贯穿全篇，突显真实可信。董宁文编的《去日苦多》属本人散文荟萃，是老人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陈有升说曹操原诗是：“去日苦多”，杨公对撰“读书恨少”，首次出版数天后老人离世。《五味人生》书名是我母亲提议的，作者王一心李伶伶夫妇用小传的笔法，娓娓道来这五味杂陈的滋味。

　　母亲杨苡为自己这本书取名《魂兮归来》，作为胞妹之一，她用诗文译笔表达了对哥哥刻骨铭心的思念。“海归”范玮丽女士堪称为杨宪益的最后一位粉丝，每周一次的探望都会变花样的不是送来嫩绿的葡萄，或是小女儿自制的美味蛋糕。在老人生命的最后三年，给予莫大慰藉。面对老人弥留之际，她真想说：“如果您累了，就不挺了，不坚持了，安心地走吧 ，也许乃迭正唱着‘Danny Boy’，在等着您呢！”

　　今天清晨刚收到文友王以培的短信：“这些年，宪益先生的话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我，鼓励我，像光芒一样照亮我！”

　　我何尝不是多年来受到宪益舅舅慈父般的疼爱培育的呢？母亲说，你应该承认舅舅就是你的老师，他对你的鼓励比对他女儿都多。是的，我非常幸运，能够在老人身边亲眼目睹他做人坦诚慷慨的品格，我的几本拙书都由他亲自校对，他高超的阅读能力，他不放过任何一个拼写错误的认真，他的博学，更是让我自惭形秽。他对我出一点成绩总是表露出那样由衷的欣喜，让你不能不给自己打气要再努力。

　　元旦一过，凝结着众多人心血的丛书即将和广大读者见面了，作为本丛书的主编之一和老人的亲属晚辈，编书的过程等于重走一遍前辈的足迹，过去不清楚不明白的事件理清了，过去不认识的、然而对杨宪益的人生轨迹举足轻重的人物了解了。特别是他翻译过写过的著作书目之惊人，实在与我们平日见到的老人那慢条斯理非常恬淡的相貌相悖！

　　以往每年冬天都会为舅舅过生日开家庭聚会，现在我只能在记忆中回味了。那些我们晚辈围坐在长辈身边、听老人们谈天说地妙语成串的快乐日子，那些杨家兄妹仨聚一起乐融融的画面，一去不复返了！

　　在一篇约稿中我这样写道：“从此，在这座城市，不再有位名叫杨宪益的老人。尽管可能媒体会继续宣传报道下去，一年，两年，十年八年，甚至一百年。但他本人不会看到了。本来他就不在乎看到这些。”

　　□赵蘅（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