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皮肉回故乡，故乡却已在他方

　　作为首届“新概念”作文中出道的写作者，蔡崇达算得上是早慧了，他却幸运地没有陷于“早慧”的陷阱，而是从那个起点一步步迅速成熟了，于是多年后有了《皮囊》这样的深度文字，在我看来，这是那一拨写作者中写得最好的文字。

　　出轨的叙事轨道

　　超越肉体，直抵灵魂

　　批评家说到新一代写作者的作品，常感觉没有故乡。这是相较于莫言、阎连科等作家而言。其实他们所指的“新一代”，还包括了上世纪末的先锋作家，是先锋作家以来的那些人，其中当然也包括我。

　　我的写作当然并非无故乡，只是我以为“故乡”不应该是个题材概念，它是灵魂的盘桓之处，也是一种思维方式。这么看来，其实不少好文字都在故乡上空盘桓，只不过它们在高空。作为疏离地域的福建人，我的灵魂就在超高空盘桓，不在中心，成就了我的思维方式，不即故乡，因此有了特别的故乡。这对文学书写是大好事。那些把故乡作为题材的文字是可疑的，往往丢进了平庸之套，包括写祖国、写亲情、写友情，还有写童年。很少有将它们写得好的，因为他们的感觉太常态，他们被实实在在的存在物所束缚，无法超越飞翔。这存在物，用蔡崇达《皮囊》里99岁阿太（外婆的母亲）的话说，就是“肉体”。阿太说：“别让这肉体再折腾它的魂灵。”阿太不是个文化人，但是神婆，所以说话总具有启示的力量。灵魂被肉体折腾，飞不起来，就是写不好故乡乃至亲情友情童年的原因，那些文字太“肉”了，就好像动力一般的汽车，会开车的人都知道，无论是加速还是制动，“肉”都是一种平庸。

　　蔡崇达的《皮囊》也写了实有的故乡，写了亲人，比如阿太，比如母亲，比如父亲。读崇达笔下的母亲，我总想起井上靖的《记我的母亲》，其中不仅有亲情常理，而且突破了亲情常理。开篇《母亲的房子》第一句就出离常理：“母亲还是决定要把房子修建完成，即使她心里清楚，房子将可能在半年或者在一年后被拆迁掉。”有时候我觉得，文学叙事的轨道就是出轨。虽然《皮囊》是非虚构作品，但作为一种叙事艺术，其逻辑是一样的。只有出轨，才能突破厚厚的遮蔽，抵达灵魂。家里明明没什么钱，父亲还病着，母亲为什么偏要建房子？

　　“你父亲生病前就想要建房子。所以我要建房子。”她的理由。

　　“但父亲还需要医药费。”

　　“我要建房子。”

　　她像商场里常看到心爱的玩具就不肯挪动身体的小女孩，倔强地重复她的渴望。

　　我点点头。虽然明白，那意味着“不明来路”的菜叶还需要吃一段时间。

　　但理由不仅于此，更深层的原因是：“好几次一些亲戚远远见到我们就从另一个小巷拐走，和母亲去祠堂祭祀时，总有些人都当作我们不存在。”“我知道这房子是母亲的宣言。以建筑的形式，骄傲地立在那。”闽南有首名闻大江南北的歌，叫《爱拼才会赢》。为什么要拼？为了赢，赢什么？固然赢得物质利益，但更重要的是赢得尊严。闽南人爱面子，母亲这爱面子简直到了不理性的地步。但这不理性里有更深的情，在母亲这里，就是对整个家的尊严的维护。当然作为儿子的崇达并不需要。但不需要也得服从，吃“不明来路”的菜叶也只能接受，直到长大后懂得包容母亲了，有了这些文字。

　　诗性语言

　　隐含着尖锐的刀锋

　　闽南地处福建之南，历来是比我的家乡离中原更远的地方，但是在这个地方，却保留了中华文化中许多最古老的东西，比如语言发音规则，比如音乐，比如伦理观念。这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也因此斑驳而璀璨。亲情也是如此，把情与理写到如此纠缠，可谓叹为观止。

　　也许有人会奇怪，我怎么可能喜欢《皮囊》这样的文字？在他们眼里，我喜欢的尖锐的作品。但《皮囊》就是尖锐的。在崇达诗性的语言里，隐含着尖锐的刀锋。其实诗作为文学的最高形式，本就应该是尖锐的，诗不仅是文学的最高样式，还是文学所有样式的典范，这典范就是它具有最尖利的刀锋，这刀锋在柔软的语言丝绸下游走，时刻有剐破的危险。那是一种酸酸的疼痛预感，在另一篇《残疾》中，我就读到了这种感觉，那是写命若悬丝的父亲：

　　虽然死亡一直没等来，他已经越发享受这样的生活方式。慢慢地，他口中的死亡似乎已经不是死亡，而是一个他没盼来的老朋友。他开始忘记自己决定要离开的事情，偶尔说漏了嘴：儿子啊，你有了孩子会放到老家养吗？儿子啊，孙子的名字让不让我来取？

　　我会调侃着问：怎么，不死了？

　　“死！”他意识过来了，“还是要赶紧死”。然后自己笑歪了嘴，一不小心，口水就从那偏瘫的左边嘴巴，流了下来。

　　这是在面对死亡吗？儿子问父亲“怎么，不死了？”是怎样的一种心情？“还是要赶紧死”，是怎样的一种愿望？我说过，写作不是杀人。即使是书写杀人，杀人跟书写杀人的区别也是巨大的：前者无情，后者有情；前者直逼目标，后者会彷徨，乃至误入歧途，它更关心目标之外的东西。这也是人文思维跟科学思维不同的地方：科学总是目标向前，那是走向“文明”，而人文总是顾左右而言他，它怀疑、质疑，它总是企图回到最初，问：我是谁？是什么？为什么？

　　这最初，就是故乡。

　　“后开放”时代

　　笔下的故乡一再消失

　　改革开放几十年，算起来也是崇达长大成人的几十年，也是崇达乃至我们故乡消失了几十年，这种消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消失。在科学思维看，这种消失是人间正道，但人文却不是这样思维。实际上，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不仅我们身体跟故乡分离，而且故乡也渐渐消失了。这是双重的失落和荒诞。比如崇达，“我得承认，并不仅仅是母亲用闽南语说的那句‘春节不回没家，清明不回没祖’，让我这一次仓促订机票回家。而是，我又需要回家了：我身体很不舒服，同时，心里正为一些对我格外重要的事情，缠绕到手足无措。”可是当他回到故乡，他发现故乡已不再是故乡。故乡“采用的是一种现成的、狭隘的、充满功利而且市侩的逻辑——怎么能尽快挣钱以及怎么能尽量成名，用得好听的词汇就是所谓‘梦想’和‘责任’。”

　　我的“梦”在故乡，而故乡却另有所“梦”。即使是儿时的同学，也已经满脑子市侩梦了。“有欲望就有好生意，人民币教我的。”这是一个高中同学在毕业10周年“同学会”上的宣言。这个“同学会”的场所，就是当年张美丽开的娱乐城。在《张美丽》中，张美丽当初因开娱乐城，被坚持传统观念的乡亲们所扑杀。但她辩解：“我没有做娼妓，没有卖毒品，我只是把我觉得美的、对的、我喜欢的，都做成生意，我真没有作孽……”当年，“我”简直大逆不道地把张美丽当做梦中情人，但其实这个梦中情人还是“美的”，是褒义的“开放”的，但到了现在，容我创造一个词，这个“后开放”时代，无耻与罪恶坦然横行在阳光之下，“我”当年的大逆不道被揭发出来，成了大家的调侃，“有同学起哄：‘有什么好害羞，我也想象着自己爽了好多次。’”

　　当年在首届“新概念”作文中出道的作者，现在各奔东西了。有的写奢华去了，有的写时政去了，当然也有的人不写或写不下去了，相比之下，蔡崇达的写作路子还是我最认可的。《皮囊》的深度，是蔡崇达成熟的标志。

　　□书评人 陈希我（作家）

　　语 录

　　我常对朋友说，理解是对他人最大的善举。当你坐在一个人面前，听他开口说话，看得到各种复杂、精密的境况和命运，如何最终雕刻出这样的性格、思想、做法、长相，这才是理解。而有了这样的眼镜，你才算真正“看见”那个人，也才会发觉，这世界最美的风景，是一个个活出各自模样和体系的人。

　　这是对路过生命的所有人最好的尊重，这也是和时间抗衡、试图挽留住每个人唯一可行的努力。还是理解自己最好的方式——路过我们生命的每个人，都参与了我们，并最终构成了我们本身。

　　我们的生命本来多轻盈，都是被这肉体和各种欲望的浑浊给拖住。肉体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

　　——选自《皮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