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新文化脉络中的周有光

　　在《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中，人生经历与历史质感，交相辉映，让人在他娓娓道来的事业抉择、趣闻轶事中，充分体验不老人生与世事变迁、人情冷暖与执着精神。书里的每一个字词，都激发读者对周老的敬仰之情：一百一十年的传奇人生，自然是让人心生浩叹，这得有多么顽强的生命力啊！更重要的，还是精神上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周老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部精神传奇：早年在金融、经济领域的求索、中年在语文改革上的前沿探究、晚年在比较文化领域的洞察，无不处在引领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先行者位置。晚辈学人为之深怀“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的追慕心情。

　　新文化的当代传人

　　这部书所记载的，远不止一个人的琐屑经历与心路历程。近百年中国转型起伏跌宕、波诡云谲的历史，才是这部书的大内涵所在。正是这样的内涵，引导人们看到书外去，看到作者所处的大历史位置：周有光先生实乃新文化之子。他完全秉承了百年新文化运动的神脉，发扬光大了民主与科学精神。在这两个领域，以其自觉的领承，不仅忠实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初始精神，而且将之融入了中国历史变迁过程，从而以自己的理念与行动，成为新文化颇具标志意义的当代传人。

　　先不说周老的学理贡献和实践示范，他的精神品格，值得优先表彰。周老一生坚持对科学和民主的追求，从不认为这样就悬置了中国的悠久历史和辉煌文化。这在中国现代文化转轨的漫长历程中，在传统与现代胶着的历史演替中，实属不易。他坚定地站在升华中华文化的立场，推进中国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从未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随意跳跃，也未在政治诱引与现实利益面前犹豫，更没有在人生转折中迷失，难能可贵。这样的品格，不放到中国的大历史中、放到新文化百年的演进史，是不足以凸显它的特殊价值的。

　　当下，批判“历史虚无主义”似乎已经成为某种主调，以为只要一个中国人坚持民主价值立场，坚持依科学精神透视问题，便是对中国千年文化的虚置、便是一种历史虚无的态度。周老无疑是坚持了新文化运动以来崇尚民主与科学的主流精神，但在世人众，谁有资格去指责他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泥潭呢？相反，他的这一主张，最重要的作用恰恰在校正中国历史的现代方向，以大历史的观念提点国人对现代发展的守持，这不仅不会有丝毫的历史虚无主义危险，而且是对历史虚无主义最好的驳正。周老亲历三个政体的变迁，民国的经历，使离晚清不远的他，可以清晰观察晚清陷入动荡、失去国魂的沉痛教训；置身民国，他以海外的经历，可以清醒地总结国民党败政的深层原因；人民共和国65年的文化介入，以及对共和国一波三折建国史的深刻反思，让他极其深刻地洞察了中国现代文化建构的极端重要。作为百余年中国历史的见证人，这样的见识，具有多么沉甸甸的历史分量！

　　坚持近百年新文化基本价值

　　阅读周老晚近的其他作品，可以进一步感知他对大历史脉动的把握能力。他陈述自己对中西文化现代走向的作品，都是要言不烦、画龙点睛之作。尽管一些读者可能因此对他在理论上没有论证感到不过瘾，觉得逻辑力量似乎稍欠；或者一些拒斥现代政治价值立场与制度安排的人会表示愤慨，认为他不重视、甚至是忽视了新老传统。但他以毫不妥协的姿态申述的现代科学与民主理念，却绝对有拒斥历史虚无主义指责的千钧力量。对一个时跨一个世纪的睿智老人来说，只有他出手教训那些生命历程更为短暂、生活阅历较为粗浅、生命体认更为浮面、社会历史认知明显缺失、现代政治眼光显著狭隘的人士。反过来，这些人如欲加诸周老历史虚无主义的罪名，那真是令人捧腹的笑话。周老的百年人生本身就是一部历史，就蕴含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校正力量。百年人生与百年文化的内在嵌合，以及由此发出的坚定的现代辩护声音，恰恰提醒那些指责别人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人士，克己自反、反躬自省。

　　为何要重视中国传统，理由莫过于“接地气”。接不接地气，最为紧要的是有没有大历史眼光，能够把握得住中国现代转变的大方向、大战略、大问题。恰恰是周老这样的百年老人，曾经参与乡村教育运动，成年从事金融经济工作，中年以后潜心语文改革，晚近阶段通观现代历史文化的人，才真正知道什么是“接地气”。不上境界，何来地气？只有下接地气，上达境界，顶天立地，让具体言说和宏大话语对接、让中国与世界水乳交融、使传统与现代无缝衔接，才真正是既有地气，更有浩气；才能真正接住地气、真有民胞物与的大情怀、真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言，人生必由物质境界递进到天地境界，才是真人生、才有真见识、才有真定力。这岂是随波逐流、摇身即变的人士所可理解的人生与见识。

　　周有光先生坚持近百年的新文化基本价值，确实让他做出了在世学者难以企及的两大贡献：他以自己对现代语文的精深研究和语文改革的实际参与，让科学精神落定在社会生活之中，模范实践了新文化运动凸显的科学精神；他以自己晚近阶段对民主政治的不懈吁求，让人们清醒地意识到现代民主对中国政治发展的不可废弛与推进必要。这两个重要贡献，也只有在百年新文化脉络中才能得到深刻理解。

　　周有光先生的贡献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就他的贡献与新文化传承脉络的内在扣合而言，莫过语文改革和倡行民主两端。语文改革，是新文化运动发端时，陈独秀、胡适等人所大力提倡的。那些眷恋传统文化的人，总会认定，新文化运动不仅断了传统中国的文脉，而且它后来演变成一场政治运动，给中国带来重大政治灾变。如果对之仅仅加以轻率的拒斥，抑或草率地认同，事实上都无法领会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进的兴起与势不可当的发展所具有的内在理由。

　　把握世界民主进程

　　周有光先生85岁退休。近25年左右，他的思考，聚焦于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考。由此凸显他人生第二个极为重要的贡献：继承、发扬和光大新文化运动张扬的民主精神。新文化运动以其科学理念，推动中国人认识世界方式的现代转变；以其主张的民主理念，铸造了中国人的现代政治信念。在中国，科学的进展，有目共睹；民主的迟滞，毋庸讳言。尝试完成民主建国任务的一波三折，当然与中国长期以来依靠国家权力推进现代发展的定势，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也与国人对民主认识的不足和缺陷，联系在一起。国家权力推动中国现代转变，不仅促成权力对民主的拒斥，也造成国人对民主认知的生疏与浅薄，形成了以专断思维测度民主政治的偏好。周老以一生的经历、沉潜的反思，向国人指出，民主之于中国现代发展的不可缺席，或者说，民主之于中国当下转变的至关重要。

　　把握世界的民主大势，需要有与之相应的世界情怀。世界情怀，不是一种悲悯世界现状的诗性感情，而是一种寻求人心秩序与政治秩序高度吻合的理性精神。周有光先生以其承继的新文化理性精神，在述说自己的现代建国观念的时候，一是睿智地指出，“要从世界看国家，不要从国家看世界”，确立了观察现代政治的开放而广阔的视野。二是明确倡导，国人应该成为“世界公民”，确立起国人政治的主体定位。

　　认识进路与世界公民

　　如果说从世界看中国是一个认识进路的话，世界公民就是实践这一认识进路的载体。人们可以体会出世界公民的两重含义。一方面，在国家范围内讲，世界公民首先是国家公民。国家公民首先体现为受宪法保护的公民权。公民权必须由“人民”的宏大话语，落实到“公民”的宪法定位，进而落实为“选民”的政治抉择。只有国家公民的权利落实了，公民才有理性行为的政治动力，也才有平等观察和对待其他政治民族的理性、情感和智慧。公民的国家眼光太过狭隘，只会落到褊狭的民族主义陷阱之中，无法完成现代民主建国的任务，更无法与世界和谐相处，积极有效地介入全球事务，发挥世界公民的积极作用。世界公民的角色定位，促使较少世界情怀的国民，超越民族国家，思量对人类有所贡献的大问题。这样就能撑开国人的国家观察眼光，让人们不要斤斤计较于自己传统历史的辉煌，不要偏执于传统国家的建国成就，去打开眼光，看看崛起的现代经济文明，以及与之匹配的现代政治文明竟是如何。俾使中国人逃掉“悲壮的”苏联式命运，确立“幸运的”美国式运程。如果国人没有一个做世界公民的基准，那中国就会一直自外于14世纪起始的民族——民主国家建构的历史门槛。这于我们中华民族的现代发展，情何以堪？！这是周老秉承新文化运动的民主精神，对当下中国最有教益的提示。

　　当下中国，改革的艰难性、紧迫性、系统性、协调性，交错呈现。如何把握历史大势，因应国情，因势利导，将国家发展稳定地扎根在现代土壤中，已然是横亘在国家发展前路上的决定性问题。周老对民主与科学的执着，给我们指示了国家前进的大方向。在新文化演进的脉络中看，世纪初的陈独秀、胡适等人开风气之先，成为中国“新文化之父”。周有光先生顽强追随，执着高擎新文化旗帜，成为名副其实的“新文化之子”。

　　□任剑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