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 一个世界公民的长成

　　作为“世界公民”，周有光世界主义思想的形成绝非偶然。在《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一书中，早年在圣约翰大学的教育，以《汉语拼音方案》与国际接轨，晚年从世界看中国，有着一条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这些，与他思想底色的形成，思想观念的开放，以及频繁出国对外部世界全面深入的了解，对世界历史、文化、宗教的认识、思考与研究及一百多年的人生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圣约翰大学铸就世界眼光

　　1923年，17岁的周有光从常州中学毕业。他报考了两个大学。一个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由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创建于1879年，是中国第一所全英语授课的学校。一个是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即今南京大学前身。

　　周有光考取了圣约翰大学，苦于学费拮据，一度想放弃，他姐姐的同事朱毓君听说后，从其母处借来一箱子嫁妆拿去典当，还得学费两百多块，资助周有光，助他上了圣约翰大学。

　　在圣约翰大学两年的学习经历，对于周有光的人生而言至关重要，因为17岁到19岁正是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对此，周有光的儿子周晓平也有深刻认识：

　　“那两年父亲在圣约翰大学的教育是很重要的，后来他转入光华大学读书。他的教育和研究方向预示着他的世界观是全球化的，他的一生比较超脱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为他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他对中国文化哪些好哪些不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看法。如果一个人真正了解了现实，了解了世界文化发展的最基本的规律，也就不会彻底失望了。”

　　中西合璧，自由的大学教育

　　在周有光晚年所写的《圣约翰大学依稀杂忆》一文中，他对圣约翰大学仍一往情深。

　　圣约翰大学的校园语言用英语。一进学校，犹如到了外国，布告都用英文。课程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是外国学问，用英文课本，由美国老师用英语授课。只有中国课程如中国古文和中国历史，由中国教师讲授，其中古文教师是经学家钱基博先生。学生用钢笔写作业，他大骂：中国人不会用中国笔！用钢笔写的作业一概退还重写，用毛笔！学生私下嘀咕：笔还能分国籍呢！

　　校长卜舫济是美国人，却能说一口浦东腔上海话。有一次，他用上海话对学生说：你们离开房间的时候，要把电灯关掉，否则浪费电力，电厂就要发财，学校就要发穷！学生大乐！卜舫济校长亲自授课，教哲学史。枯燥乏味的课程，他教得生动活泼。周有光至今还记得他在课堂上的传授：尼采说，不要生气，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责罚自己。

　　教师指定的课外读物，常有《大英百科全书》的条目。周有光第一次使用这部工具书，觉得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一位英国教师教周有光如何看报。他说，第一，问自己，今天哪一条新闻最重要？第二，再问自己，为什么这条最重要？第三，还要问自己，这条新闻的背景我知道吗？不知道就去图书馆查书，首先查看《大英百科全书》。周有光照他的方法看报，觉得知识有所长进，同时锻炼了独立思考。

　　进入二年级，学校通知学生讨论“荣誉制度”（honour system），这是考试无人监考的信任制度。目的是培养人格，培养道德，培养青年自己站起来做人。“荣誉制度”以课程为单位，如果同班、同课程的同学大家同意，就可以申请实行。周有光和同学们经过多次讨论之后，提出了申请。同学自己去取考题，老师不来监考，的确无人作弊。

　　不难看出，圣约翰大学的两年教育，奠定了周有光世界主义的基础。尽管因“五卅惨案”的爆发，他转入光华大学，但其思想底色却已经牢固形成。

　　在美国开阔眼界

　　1927年从光华大学毕业并获得学士文凭后，周有光先后在光华大学附中、光华大学以及其他学校任教。1933年，他与张允和结婚并去日本，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次年回国后，一面在光华大学教书，一面在江苏银行任职，待遇优厚。他思想“左倾”，参加了银行界的救国会小组，但思想并不激进。

　　1946年12月，进入新华银行工作的周有光受公司委派，去美国纽约工作。因为三项工作都不重，他在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选听了一些课。此外，他每天晚上到纽约公共图书馆看书、自修、研究问题到晚上十点钟闭馆之后才回家。在这里，周有光看了很多书，研究了很多问题。在他看来，美国图书馆的服务是给人方便，这是美国科技、经济发达的一个重要条件。

　　除此以外，他还安排了六个下午和晚上游览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它有六层楼，周有光一层楼要看一天。他吃完午饭立刻就去，一直看到六点钟。然后在自然博物馆里吃晚饭，接着再看一段时间再回家。这六天，使他对自然界的发展以及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整个世界——包括中国，有一个印象。然后，他再选一些东西去看。这个自然博物馆不单是自然，它的自然是广义的，包括人类社会，包括人类历史。纽约的学生是经常到那里去，不仅是参观，而且在那里上课，有的还请专家来指导。这实际是一个社会教育机构。这个地方使周有光念念不忘，觉得这是使人受教育的一个很好的地方。

　　在美国时，周有光经常在假期中出去旅游。他旅游主要是看美国的经济建设。周有光旅游主要是通过铁路，美国的铁路几乎无所不在，没有一个县一个镇没有通铁路的。周有光发现，美国的铁路系统那么发达，都是由许许多多的小公司建筑的，可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非常融洽。这是一种大规模的管理制度，中国没有这种经验。此外，他还研究了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以及凯恩斯经济学。1949年回国后，他被安排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书，他就向学生讲解凯恩斯经济学，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

　　1948年，在纽约的周有光被新华银行委派去伦敦去联系业务。周有光和张允和乘坐“伊丽莎白王后号”豪华游轮，经过三天三夜到达英国。之后又走访了法国和意大利，见识了当地共产主义政党的活动，当时正逢英国工党经济学家贝弗里奇等人提出“从摇篮到棺材”（from Cradle to Coffin）的“民主社会主义”，在这种宣传下，工党在英国连任两届，这种模式不同于苏联模式，后者也不承认他们是社会主义。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周有光就下了决心：不回美国了，回上海！

　　【语录】

　　人类历史像一条田径跑道，世界各国都在这条跑道上竞走；有快有慢，有先有后，后来可以居上，出轨终须回归，道路只有一条，没有第二第三道路。竞走目标是没有终点的科学和民主。《<文化学丛谈>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