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真 功利主义是个秤砣，需要有力量平衡它

　　无论路遥文学奖的评选在现实中存在怎样的争议，首届获奖作品《活着之上》确实焕发出了现实主义的亮光。作家阎真延续他在《沧浪之水》中严肃的现实主义风格，继续关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存困境。这一次，他笔下的主人公历史学博士聂士远，面对当下的高校现状、体制和风习，奋力争扎，苦苦坚守。

　　阎真的创作基调从来都倍感压抑，我们期待与他来一次对话，谈谈他压抑的写作历程。某个明媚的冬日早晨，阎真终于出现在我们的视野：朴素的灰大衣掩盖不住过于瘦削的身形，脸颊上露出深深的笑纹。说着湖南口音的普通话，他慢慢对我们敞开心扉——他说生活依然无奈，知识分子的困境永远存在，可他开始相信，有一种精神力量，可以对抗这种压抑。

　　采写/新京报记者 柏琳 摄影/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创作方向

　　高校生活是写作的思维焦点

　　新京报：你上一部小说的出版要追溯到2008年的《因为女人》。六年后，你又写出了这部揭露高校学术腐败的《活着之上》，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题材？

　　阎真：写完《因为女人》之后，我一直都在重新寻找写作的方向。写作对我来说，并非一种本能的、直观的活动，我还是需要找到一个思维的焦点才能继续下去。我在高校已经生活工作了三十多年，对高校生活非常了解，不过我还是对写高校题材有点忌讳。我毕竟自己生活在高校，和周围的人与事不可能全无关系，提笔写这本书心理负担很大。不过长久思考后，我觉得文学是我的事业，我必须忠于文学，忠于现实，于是决定写这个题材。

　　新京报：你刚才说，必须找到思维的焦点才能继续写作，《活着之上》的写作焦点在哪里？

　　阎真：我找的这个思维焦点就是：在市场经济的功利主义社会，虽然的确有其合理性与合法性，但是作为知识分子，仍然需要找到一种平衡力量去对抗这种功利主义。这种平衡力量不仅关系到大学生的培养、更关乎知识分子的做人方式，而这种力量能否真的平衡功利的环境？我就是以此为焦点来构思整部作品的。

　　人物塑造

　　找到消除“灰色地带”势力的方法

　　新京报：你曾说，这部小说中几乎每一个细节都有原型，那么主人公聂致远的原型是你自己吗？

　　阎真：塑造聂致远这个人物时，包含我个人的经历成分少一些，更多的是融入了我个人的思想成分。除了同为高校教师，聂致远这个人物和我本人的生活经历其实并没有什么重合之处，但是这部小说之所以读起来真实感很强烈，是因为其中的每个故事情节，甚至细节，都融合了来自我周围人群的真实的生活实例。我周围很多大学老师，其实都有一份聂致远的精神，他们虽然也有功利性的追求，但是最后都能守住底线，有一种可贵的精神力量在支撑，这些都需要肯定。当然，作为小说，我添加了适度的想象，不过这一切艺术的想象，都是在现实主义基础之上的。

　　新京报：聂致远这个人物，会让我们联想到你15年前《沧浪之水》中的主人公池大为，他和聂致远同为知识分子，困境很相似，不同的是，池大为挣扎到最后还是“无奈地堕落”了，而聂致远最后却坚守住了知识分子的底线。从池大为到聂致远，是不是反映了你这些年对知识分子困境的思考有了一些更为乐观的东西？

　　阎真：池大为和聂致远面临的困境，是当代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的生活浪潮下所普遍面对的难题，甚至可以说和我们古代的知识分子的难题也有类似。我认为，个体身上的功利主义是有存在合理性的，它能赋予个体一定的生活动力和生活空间。而我当时写《沧浪之水》的池大为，却是想写这个人物对于生活的妥协，对于个体功利主义的“过度”的妥协，我当时的想法是，这种妥协是无奈的，有其不得不为之的理由。但是在创作《活着之上》时，我就想，如果每个知识分子都这样“不得不”妥协地接受这种功利主义，那岂非可以去做任何虽然不触犯法律、却都在“灰色地带”的事情？我觉得，我还是需要通过塑造一个人物来找到一种消除“灰色地带”势力的方法，所以我一定要写出聂致远，写出一种“正能量”。

　　新京报：除了主人公聂致远，他的妻子赵平平也是一个让人回味的角色，这样一个复杂的女性角色，你写作时是如何构思的？

　　阎真：赵平平这个女性角色的确比较立体。我当初写她时，本意是想写一个比较极端的女性：她虽然是个德育老师，却为了编制、为了活着，其余一切都顾不上了，心态已经完全坏掉了，为了赚钱谋生已经可以抛弃所有条条框框。但是后来朋友都建议我不要把她那么极端化，我觉得有道理，于是就“往回调”，她虽然是一个被“活着”逼迫走向极端的女人，但仍然是一个具有“理解性”的好女人，这样更真实。

　　新京报：即使不学无术、善于投机钻营者如蒙天舒、凌子豪等人，在堕落之前是否也有一种无力感？比如凌子豪在小学同学聚会上对别人说“谁也抵不住时间，把每一天当做人生最后一天过。”

　　阎真：“把每一天当做人生最后一天过”这句话是我的一个导师级别的朋友在生活中说过的话，这样的话一定是一个知识分子经过思考后才说的，我对于这种心态表示理解，却也有些遗憾。我始终觉得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有一种“超越性”的东西来让自己获得幸福感，吃好喝好不是“活好”的唯一目的。

　　思想转变

　　生活无奈，却不再悲观

　　新京报：那你觉得，对知识分子来说，“活着之上”究竟是什么？

　　阎真：孔子早就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说这两种人追求不同的人生目标，但是在如今的市场经济大环境中，君子完全不求“利”真的太难做到了。功利主义在生活中，如同一杆秤的秤砣，“活着之上”就是需要我们追求平衡这个秤砣的力量。虽然功利主义这个秤砣太沉重了，仅仅靠精神信仰去完全平衡它几乎不可能，但是只要有这种平衡力量在，这个秤砣就不会完全掉下去。所以我说的“活着之上”，就是这种平衡力量。

　　新京报：你觉得这些年知识分子的难题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

　　阎真：我觉得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现在，大环境还是没什么变化，市场经济对知识分子形成冲击以后，这个群体大部分变得世俗化了，开始逐渐把个人的生存看成人生最根本的价值，我们都亟须一种超越性的东西。从《沧浪之水》到《活着之上》，更多的是我自己在思想认识上的改变。写《沧浪之水》时，我基本的想法是：生活就是这样，我们没有办法反抗。而写《活着之上》时，我开始认为：生活的确是这样（无奈）的，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平衡的力量。可以说，我变得乐观了很多，因为我亲眼看到自己周围一些大学老师，他们做得还是很好，不会为了一些小利小义去蝇营狗苟，他们对待生活还是能保持一种很淡定的健康心态。我周围的同事给了我这样一种力量：生活没有那么悲观。

　　新京报：你的小说基调普遍比较压抑，为什么呢？

　　阎真：的确有很多人都说我写的小说太压抑了，实际上《活着之上》已经是我目前所有小说里基调最明亮的了，起码它有一个正向的结局（笑）。之所以我在写作的时候那么压抑，其实是因为，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经常能感受到渺小个体在浩瀚宇宙中的无力感，在无限的时间和无限的空间中，自己只是沧海一粟，这种个人存在的渺小感，是我深切的情感体验，反映到小说里，就产生了一种巨大时空对比渺小个体的压抑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