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进兴 “中西结合”是道德教育的一个理想

　　“作为一个当代的华人，其文化心理距离三百年前的中国人更远，还是与现代的西方文化较隔阂？”这是学者、“中研院”史语所所长黄进兴早年在西方求学时萦绕心头的一个问题。这也成为了他一年前出版的《从理学到伦理学》这一专著的缘起。

　　探讨中国人道德意识的轨迹和嬗变，在今天的语境下这是一个迫切需要深刻讨论的命题。对于这个问题，黄进兴从清末民初这一剧烈变革的时期切入，着手梳理国人道德意识的转化，特别是在勾勒传统中国士人道德观谱系下，展现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如梁启超、刘师培、蔡元培在转型期中国重建一套道德新理论的尝试。在黄进兴看来，“‘中西结合’不失为道德教育的一个理想，关键在于如何结合方是可行的方案。”

　　谈好奇心由来

　　离古中国远还是离西方远？

　　1983年，黄进兴从哈佛大学历史系毕业，获得博士学位。来到西方求学，“原本以为会遭逢‘文化的震撼’，但却出乎意料之外，适应得相当顺利”，与此同时，对于之前阅读古书里描述古人的所言所行，反而让黄进兴觉得有些隔阂与不解。那么，问题来了：当代华人，其文化心理距中国文化较远，还是与现代西方文化较隔阂？

　　这一好奇心的产生，或许与黄进兴进入西方学术现场有关。事实上，去美国前，他在台湾大学读书时，已经深受西方学术影响——“到处修习有关‘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的课程”，“甚至也到哲学系选了‘符号逻辑’、‘数理逻辑’、‘科学哲学’、‘语意学’”。其时，台湾学术界涌动着新一波西方学术思潮。

　　多年后，黄进兴回顾台大求学经历时，还提到一个阅读习惯。“由于身处苦闷的时代，年轻人心情青涩是自然之事，但总勉强自己以阅读西方经典名著，来排遣内心的郁闷。”在《一位研究者的告白》一文中，黄进兴写道。正是得益于这些“聚精会神、心无旁骛”的“苦读”，他称自己“不意日后竟方便与西方学术接榫”。

　　在哈佛大学，西方学术“波澜壮阔的场景”让黄进兴大开眼界，他充满好奇心，“宛如脱缰野马，丝毫不受控制，到处听课”。在汉学界两位著名学者史华慈、余英时的引导下，走上了学术研究之路。不过，由好奇心引发的问题成为他的一大心事，挥之不去。

　　思考、研究的结果便是新作《从理学到伦理学》。写完这本书，追问的结果如何？黄进兴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对记者解释道：“《从理学到伦理学》特意选择‘道德意识’作为分析的焦点，盼能突显清末民初道德意识的转化。概而言之，清末民初以来，中国人受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和洗礼，无论有意识与否，在精神层面同物质层面都产生了相当幅度的转化，道德思维也不例外。”

　　谈梁启超“道德革命”

　　《新民说》最醒目的是对“公德”的提倡

　　爬梳理学家的道德观之后，在书中，黄进兴谈到中国进入近代以前经历的两次巨大挑战：一是太平天国运动，其取法基督教，创立“拜上帝会”，“为政之道，不用孔孟，不用鬼神，不用道学”，把古书称为“妖书”。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士人们奋起反抗，围剿太平军的曾国藩成为其中的灵魂人物，“掀起一股理学复兴的热潮”；曾氏本人被视为近代的道德典范，影响至今，经过当下的出版营销，被奉为“成功学教父”。

　　不过，这两股势力“并未引领中国的道德思维进入一个崭新的境界”。相反，西方入侵伴随的文化冲击，却促使中国人的道德意识发生调整、转化。在这种变化中，梁启超当仁不让，脱颖而出。

　　1902年，梁启超连续发表《新民说》，大力提倡新道德，扛起“道德革命”的大旗。梁氏知道会引起轩然大波，他扬言：为此，若与一世流俗之人挑战、决斗，亦在所不辞。他着重强调“公德”，认为公德是人类生存之基本，“公德盛者其群必盛，公德衰者其群必衰”。

　　《新民说》因此被称为一部“公德说”。“《新民说》最醒目的，当然是对‘公德’的提倡，用以弥补传统私德的不足。”黄进兴说。对于这部作品，胡适曾评价道：“《新民说》的最大贡献在于指出中国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许多美德。……梁氏指出我们所最缺乏而须采补的是公德，是国家思想，是进取冒险，是权利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进步，是自尊，是合群，是生利的能力，是毅力，是义务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力。”

　　数年之后，梁启超有感于当时“革命热”太盛，想到传统道德并非一无是处。于是，他提出，以“私德”为根基，来培养人们的“公德”。“梁氏的这个想法自有他的理据，但是犹待事实的考验，因为道德的思维并非概念推衍的结果，而是与行为者的时空处境息息相关，时过境迁，即使传统的德目亦当有所调整与变化，这在古今中外的社会变迁里，均能找到实证。”黄进兴对记者解释道。

　　在黄进兴看来，“中西结合”不失为道德教育的一个理想，关键在于如何结合才是可行的方案。他认为：“面对21世纪崭新的情境与挑战，以何为基底，似非得以事先预铸。况且，‘中’、‘西’的伦理体系，并非一成不变、牢不可破的有机体，或许应予以分解、拆散、创新，再因时、因地、因人重新组合为宜。”

　　谈民国教科书的流行

　　或与长久禁锢传统思想有关

　　书中，黄进兴提到清末民初道德意识转化的另一个关键原因。他写道：“晚清时势的恶化，固然令梁启超等人有提倡新道德的迫切需要，惟尚囿于少数人精神上的呼吁，但民国政治体制的改弦更张，令百姓由俯首的‘臣民’骤升为‘国民’，此不啻赋予‘道德革新’政治与社会具体的依据。”

　　但黄进兴也强调，梁启超、胡适等人的论述，只是代表文化精英的想法，在大众层面，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吸纳了这些学者言论的教科书。“这些教科书动辄印上百万或数千万册，在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受教过程，不时形塑无数学子的道德思维，必然产生很大的作用。”

　　1912年，蔡元培出版《中学修身教科书》，当时被普遍采用。在此前后，一大批道德教育的教科书面世，“质量不齐，有好有坏，影响不一”。1923年，为了配合新学制的颁行，全国省教育会联合会把“修身”科改为“公民”科。这被认为是民国道德教育史的一个里程碑。当时，“公民”一科所涵盖的课题，早已超越个人修养，延伸至国家与社会的政治、法律层面。

　　其中，一些民国教科书在今日受到国人的追捧，“民国老课本”、“国语读本”、“国文讲义”、“字课图说”等层出不穷。除了出版获利较大这一原因，当下中国人的精神需求应是其流行的内在驱动力。对此，黄进兴说：“大陆目前掀起一股民国学术的热潮，或许与长久以来禁锢传统思想有关，一旦解禁开放，大家便会重访‘民国学术’，作为传统与现代的接榫点。”

　　《从理学到伦理学》结尾处，黄进兴引用梁启超的话，来彰显“ 言、行之间的区别”，梁氏说：“道德者，行也，而非言也。”黄进兴强调，“梁氏的感慨，寄寓深意，发人深省。”

　　采写/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