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淇 是为君子 和而不流

　　宋淇是谁？今时今日，他最为人熟知的身份，大概是张爱玲的遗物保管者，若不是他，《小团圆》丶《雷峰塔》和最新的《少帅》恐怕都不知于何处飘散，难以重见天日。对于电影观众来说，他另有一重身份，是香港国语电影的编剧和制片，不仅与李丽华、林翠、雷震等叱咤风云的电影明星熟识，更曾介绍张爱玲为电懋公司担任编剧，解决了身处美国的她在金钱上的燃眉之急，也成就了后来的《六月新娘》和《情场如战场》等作品。同时，宋淇亦是钱钟书丶傅雷丶吴兴华的挚友，夏志清著名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其中有关钱钟书和张爱玲的章节，就离不开他的引荐，他又是最早提倡以文本为先的红楼梦专家丶翻译家，笔名林以亮，还是写过不少时代曲的流行音乐作词人……

　　历史的洪流中，宋淇虽然在许多方面都颇有建树，是与华语文学和艺术发展不可分割的重要一环，然而他的名字却似乎总是如同缄默的惊鸿一瞥，隐藏在文字背后，神龙见首不见尾。宋淇之子，宋以朗先生的近作《宋淇传奇：从宋春舫到张爱玲》就给了读者一个观其全貌的机会，恰逢张爱玲在与宋淇夫妇的通信中反复斟酌的小说《少帅》遗稿出版，两相呼应之下，也让人能更具体地感受宋淇其人，想象他的成就与忧虑，回顾那个时代的质感。

　　祖父宋春舫

　　曾向毛姆讨教剧本写作诀窍

　　有意思的是，虽然父亲宋淇与母亲邝文美皆从事文字工作，自幼家中出入的艺文界名流也如过眼云烟，作者宋以朗却是以金融为业的统计学博士。他毫不讳言，自己十九岁即赴美求学，至2003年方返港定居，文化上的隔膜自然存在，对于与父亲闲聊中掌握的家族史，他甚至理智地写道“我不认为他讲的都真有其事，因为有些情节实在太耐人寻味。”虽然此书以“传奇”命名，宋以朗所做的，其实是整合了自己的回忆、刊发的文献和未发表的手稿书信，以完整缜密的脉络对父亲的一生作出呈现，除了对不实传闻偶作撇清，几乎没有任何无谓的抒情与慨叹，正如张爱玲引用过的西谚「the ring of the truth」，让读者聆听事实自身的金石声，背后又弦外之音齐鸣，牵一发而动全身。文化研究者冯睎乾认为，作者能有这份淡然，是因为宋家是文化上“最后的贵族”——守着诸多文化宝藏平平淡淡地起居过活，不以之求财，也不筑起神龛来供奉，彼此相忘于江湖，养成了他们斯文熨帖的气度。

　　这一份气度，不仅是多年来的修炼，更来自于家族传承。书中振聋发聩的名字俯拾皆是，上溯至宋淇的父亲宋春舫，就已经是在法国留学期间便具备“要学到最漂亮的语言，莫过于从戏剧入手”的先锋概念的洋派学生，他不仅是戏剧理论界的前辈，更与英国作家毛姆有一段交游。

　　书中记录，宋春舫曾向毛姆讨教写剧本的诀窍，毛姆只回答了两点“一要有丰富的常识，二要言归正传”，并在其游记《中国屏风》中把他视为对欧美各国成就和机械文明的盲目追求者，做了番不屑一顾的挖苦，嘲讽他听到答案后“脸上带着非常困惑的神情”。宋淇后来撰文《毛姆与我的父亲》，认为这两位中西戏剧家的短暂接触，恰好反映了近代中国的基本问题——西方知识分子眼中，中国是神秘可爱，不应受到丝毫破坏的传统文化意象，而以宋春舫为代表的欧美留学生，则迫切地想把所学所得应用到社会现代化中去。

　　尽管是1920年的旧闻轶事，但联系彼时的社会环境，文人间的交游不仅是私下里的交往沟通，更与大时代重叠。《论语》有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朱熹将“群”字解释为“和而不流”，宋春舫虽受欧美文化熏陶，身上仍有中国传统儒家的君子人格，有着温良敦厚的态度，群居相切磋，又能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从他与毛姆的接触之中亦可管窥，文学与历史之间，有其融会贯通的血肉联系。

　　父亲宋淇

　　与张爱玲的君子之交

　　站在这个角度再来看宋淇与钱钟书、傅雷、张爱玲的故事，倒又显出了些别样趣致。不同于前几代的文人交游为了排遣“独唱之寂岑”的风花雪月式，宋淇所处的，更像隐士的江湖，且位置要更微妙些，宋以朗便在书中为读者梳理了四人之间，跨越不同时空，剪不断理还乱的繁杂关系。

　　1944年作者“迅雨”在《万象》上发表《论张爱玲的小说》，批判《连环套》内容贫乏思想空洞的弊病，关于笔名背后的身份，一时间众说纷纭，张爱玲是在南来香港后才由宋淇告知“迅雨”即傅雷，于是“她听了反应是惊讶，但也并没有当做一回大事”。事情并未告一段落，1982年，张又在致宋淇信中表示“《殷宝灧送花楼会》实在太坏，是写傅雷的，他的女朋友当真听了我的话到内地去，嫁了个空军，很快又离婚，我听见了非常懊悔。”为了研究这个令素来淡漠的张爱玲“非常懊悔”的女主角是谁，宋以朗通读了全部关于傅雷的传记，考证出是其上海美专一名学生的妹妹成家榴，而那名美专学生、刘海粟的第一任妻子成家和，在离婚后嫁给了德国留学生萧乃震，女儿便是著名的电影明星萧芳芳。关于钱钟书的部分，亦澄清了网络上关于杨绛在访问中称张爱玲为“下三滥”的流言，核实此文为网络伪作。更值得玩味的是，几位都具备红楼梦的研究者身份，当宋淇在给钱钟书的信中提及张爱玲的版本研究时，就未指名道姓，而是隐晦地以“有人”带过，宋以朗揣测，“这亦看到父亲的世故了”。

　　与张爱玲的交往，宋淇不止是谈文论艺，更涉及真金白银的往来，读来也显得更为残酷而现实。例如新近出版的《少帅》，张爱玲便在致宋淇夫妇的信中坦露了小说自“有个模糊的故事”到“三年来我的一切行动都以这小说为核心”再到遭遇各方否定，不得不搁置放弃的心路历程。宋淇明白张氏举步维艰的处境，也在去信中言辞恳切地忧心着，从创作上是否牵涉太多政治与公众人物，到在美国和台湾如何找到出版平台，无不一一替她考虑周详。读毕，便理解张爱玲为何将其视为“走了的时候，好像轰然一声天塌了下来”的朋友交付予全部信任。都说人情如纸薄，张爱玲晚年离群索居，与宋家的珍贵情谊却凝练于信笺，真切却又不着痕迹。

　　宋以朗还整理了她的遗嘱与遗赠给宋淇夫妇的财产资料：除了银行存款两万八千美金，物品中还有大量的灯泡，因为她害怕黑暗冷清，房间除了她自己的书，仅有《红楼梦》和丈夫赖雅作品的签名本，个中滋味，也是令人掩卷唏嘘。

　　儿子宋以朗

　　局外人的清明

　　《宋淇传奇》一个显著的特点在于，作者宋以朗不是以文学的语言描摹自己的父亲，从宋春舫到张爱玲，纵观宋淇的经历，他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刻板书生，而是风度翩翩的沙龙男主人。因为受过奔波动荡的苦，又在事业上跨越多个领域，所以自然也有其精明世故的一面，在与诸友人的交游中，他继承了父亲的风格，如朱熹所言“和而不流”，专注、克制而低调，他的形象未必被刻画得栩栩如生，却唯其真实，而使人尊敬和仰慕。

　　另外，对于书中旁征博引的大量资料，宋以朗自谦“你可以说我迟钝无知，但我至少是勤奋的”，这也是此书的又一个特点。后殖民理论家萨义德将知识分子定义为“局外人、业余者、搅乱现状的人”，宋以朗的身份恰是如此，以未受过正统文学规训的清明眼光，捕捉关于父亲宋淇，其他人难以察觉的事物，他做到了。

　　□书评人 李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