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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户”43年 谁来证明我是武志成?

通州白庙村村民武志成因户口迁移登记差错变“黑户”,无户口无身份证致难就医难出行

2015年01月19日 星期一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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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中午,妻子骑着三轮车载武志成去搭公交车,准备到城里派出所问户籍的事。因多年前户口迁移时登记出错,武志成已变为“黑户”43年,没有身份证的他难出行难就医。之前,武志成接到警方通知,要他去派出所商议户籍问题。
武志成在家整理户籍证明信息,由于糖尿病并发症的影响,他的视力变得很差,要贴得很近才能看清纸上的字。他急需办好身份证以方便就医。
1月16日下午,武志成走出团结湖派出所。朝阳公安分局的民警在这里和武志成进行了沟通,称可为其更正户籍信息和办理身份证,但武志成暂时拒绝了这一建议。
武志成和妻子经营着一个果园,因无法远行,武志成的大部分时间都耗在这个果园和几条狗的身上。因眼疾未能及时医治,他干活时经常撞得鼻青脸肿。

  在介绍信不再管用的时代,武志成没有了任何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因为43年前户口迁移时的登记错误,他成了户籍系统中无迹可寻的黑人黑户。而从1984年发现这个问题至今,武志成为找回自己的户口已奔波往返整整30年,然而他依然还是那个熟人口里的“中国黑人”。

  在不断奔波后,1月16日,户籍民警与武志成见面商议,表态可为其进行户籍信息更正,并为他办好急需的身份证。困惑武志成大半生的户籍问题,似乎终于能落定了,但他根本高兴不起来,回忆起这些年来他无法远行、无法就医等种种困境,他想问,究竟该由谁来给他说声道歉?

  武志成从未如此迫切地需要一张身份证,虽然他已经以黑人黑户的身份生活了43年。

  如今,身患近20年的糖尿病出现并发症,62岁的他,视网膜病变脱落,带字的纸张贴在脸上,许久才能看出个大概,几近失明。但因没身份证,急于住院治疗的武志成甚至连找家大医院挂号都难以实现,享受医保福利看病买药更是奢望。

  除了就医买药,他也买不了火车票飞机票。黑户,已经给武志成的生活打下一个个死结,改变了他的人生。

  消失的户籍档案

  武志成已走过的62年人生,可以简单划分为两个阶段:不需要户籍、身份证和需要户籍、身份证才能正常生活。

  1984年之前,国家尚未给公民颁发居民身份证,一张单位介绍信便足以成为身份证明,茶米油盐凭票供应。武志成在这段时期中过着和其他人一样的正常生活,工作、结婚一切顺利无阻。

  但错误的种子却在这个时期悄悄埋下。1972年,一直生活在通州宋庄镇白庙村的农民武志成被招工进入北京市装配公司(后更名为北京市住宅建筑总公司第五分公司)。

  按当时的政策规定,武志成的户口必须从白庙村迁至位于朝阳区团结湖的公司集体户口,“因为身份由大队领口粮的农民改为从公司领粮票的工人,户口必须迁过去。”武志成回忆,他的户口迁移手续在招工后由装配公司负责办理。

  1984年前后,全国开始颁发第一代居民身份证时,装配公司保卫科突然通知武志成,身份证办不了,因为户口不在单位。他又回家查询,发现白庙村也没有自己的户口。

  “好端端的一个大活人,怎么就莫名其妙地从国家的户籍档案里消失了?”武志成至今百思不得其解。

  “严管时代”的差错

  上世纪70年代,中国对户口迁移管理极其严格,根据1964年8月《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草案)》规定,该时期户口迁移体现着两个“严加限制”的基本精神,即对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的要严加限制;对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武志成的户口迁移正在“严限”范围之内。

  武志成称,按当时户籍管理政策规定,家庭每个成员的户口信息都登记在一张户口卡内,户口卡由公安机关负责保管,而非像现在由家庭自己保管。此外,户口迁移手续也是公对公办理,由装配公司保卫科与原辖区公安机关联系,个人根本不会经手。

  但武志成没有想到,自己的户籍,竟在“严格管理”中消失。

  “后来我查到了一件蹊跷事,装配公司的集体户口里居然出现了我弟弟武志维的名字,而白庙村也有武志维的户口。没了武志成,出现了两个武志维。”武志成说,弟弟从未在装配公司工作过,“况且72年我被招工时他才13岁,还是个孩子。”

  公司集体户口上没有自己却有弟弟的名字,十多年里工资、粮票、布票却一直如期发到自己手里,“很明显,当年公司保卫科与公安机关办理户口迁移手续时出了差错,把‘武志成’登记为了‘武志维’。”武志成猜测,“许是因为家庭成员信息都在一家户口卡上,迁移登记时录错了人。但年代久远,已追查不到是哪方犯了错。”

  寻找户口30年

  武志成本以为这是个很容易纠正的小差错,但后来他才发现自己想简单了。

  装配公司,团结湖派出所,宋庄派出所,通州、朝阳公安分局,北京市公安局人口管理总队,市总工会,国资委,信访局……武志成开始了漫长的寻找户口之路,他把所有相关的和稍微沾点边的单位部门跑了个遍,有些地方甚至去了十多次。

  最终,装配公司只给武志成开出一纸证明,证明其1972年至1996年期间在此工作。而不断求助两个辖区派出所和其他部门也收效甚微,“遇到过一些热心帮忙想办法的,也遭受了不少推脱应付。”

  武志成一度花钱聘请了律师,“但法院告知,无法受理也从来没有受理过与户籍相关的官司。”

  从1984年到现在,武志成在30年里跑了无数单位部门,但户籍问题一直无人能解决,他仍旧是个“黑人黑户”。在一些熟人口里,武志成被戏称为“中国黑人”。

  即便如此,武志成和家人仍没放弃。在不断前往公安机关求助和查询后,武志成和家人也发现了新的疑问。

  儿子武岳鹏称,大约2000年后,装配公司集体户口上“武志维”的名字突然消失了,再仔细查查到一个名为“武志为”的人,“不只名字相似,出生年月日也一模一样,但照片和身份证号码后四位都变了。”

  “我们不断问公安机关,问已更名为北京建筑总公司第五分公司的原北京装配公司,但都没给我们解释。”武岳鹏说。

  两份矛盾的证明

  没得到解释不仅是“武志为”的疑问。

  武志成和家人在查询户口底档,即较为原始的北京市户籍登记卡片发现,所在地为通州宋庄白庙村的家庭户口卡片上还有自己的名字,但身份关系是“寄宿”。

  “不知是不是因为我的户口已随工作关系迁移,但人还住在这的原因。”武志成称,同样,没人给他解释,“只好自己瞎猜瞎想。”

  为了弄清楚自己的户口到底有没有迁出白庙村,他多次找宋庄派出所户籍科查问。但派出所却在两年里给他开具了两份互为矛盾的证明。

  派出所在2012年8月30日开具的证明中称,“我所1972年档案中有此人(武志成)户籍,查询1980年代档案中未查找到此人,也未找到该人迁出相关记录,经市局2012年8月30日口卡查询,除出生日期外,其他内容都相符,口卡查询结果为无迁移记录。”

  而该所2014年3月11日开具的另一份证明却显示,“本人(武志成)的户口于1972年以前已迁出宋庄派出所”。

  “户口问题没解决,却变得越来越复杂”,武志成说,他也多次找过北京市公安局人口管理总队的民警,“但最终事情没结果,还闹得挺不愉快。”

  “活得像贼一样”

  武志成发现,没有户口和身份证的生活如同“画地为牢”一般,有时连去镇上赶个集都是件难事。上世纪90年代以前,但凡出门,武志成都要揣着单位开的介绍信,“可后来介绍信也不管用了”。

  白庙村挨着河北燕郊,每逢北京举办大型活动或是召开重大会议的时候,两地交界区的治安检查会更加严格。武志成回忆,有几次坐公交车或是骑车,都碰到了例行检查,一说没有身份证,然后事情就变得麻烦了,做登记、开证明,找同村人作证,折腾半天,后来没事只能选择待在家里。

  北京公交实行月票制时,因为没有身份证办不了月票,武志成只能骑自行车上班,“从通州宋庄到朝阳团结湖要骑几十里地,而就算骑车也被巡逻队员扣过,费劲解释半天,一起上班的同事帮我说情才放我离开。”

  因为身份证一直办不下来,他甚至被一些不太熟悉的人怀疑过,“老武是不是犯了什么事?”

  武志成的女儿说,他们也曾想过带父母出去旅游,因为老两口30多年没出过远门,更没坐过火车、飞机,但没有身份证的父亲寸步难行,“想看一眼河山风景都是奢望。”

  这些年里,武志成唯一一次离开北京是去天津看完病危的岳父,“和亲戚一起坐汽车过去,结果在一处收费站看到有公安民警在查身份证,我只好偷偷下车,从小路绕过收费站再和其他人会合。”

  “一个遵纪守法的正常人,却不得不活得像个贼。”武志成感慨。

  挂不了号的病人

  武志成和妻子左丽萍生有一儿一女。幸运的是,结婚时的婚姻登记制度尚不像如今这般严格,他和妻子领到了结婚证。

  但这个拥有法定身份的丈夫,却无法成为法定身份的父亲,儿女的户口只能落在母亲左丽萍名下。在这个特殊户口本上,只有已婚的母亲,而这对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在父亲身边陪伴照料的儿女,却是法律意义上的单亲子女。

  除了结婚证,武志成另一个得到官方认可的是社保账户,“当初公司给我办的,但不清楚是怎么通过身份验证办下来的。”武志成说,这也是一个让他哭笑不得的账户,“这些年我一直按月自行缴社保,可现在却领不了养老金。”

  “我去领,人家问我是谁,拿什么证明我就是武志成?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没法证明我就是我自己。”

  近些年,武志成的身体状况已不如前,缠身近20年的糖尿病日益加重,并出现较为严重的并发症,“还有高血压,心脏也不好,特别是前两年他一个弟弟去世,老武悲伤过度,左眼视网膜充血脱落,右眼也几乎看不清东西了”,妻子左丽萍说。

  现在,武志成最大的困难是无法上医院看病,“去三甲医院或好一点的大医院,没有身份证连号都挂不了。”

  “老武之前也住过院,借用了他弟弟的医保卡”,左丽萍说。因为这事武志成被人指责骗保,“但我们真是没办法了,不然他怎么住院治病,况且费用那么高,我们承担不起啊,老武几十年因为户籍问题,国家的福利政策一星半点都享受不到。”

  左丽萍说,办身份证这件其他人做起来挺普通的事,对老武来说却是个天大的难事,几十年都毫无结果。她说,很多时候,武志成只能坐在床上不停念叨,干着急,结果就是血压“噌地一下蹿到180,憋得满脸通红”。

  迟来的转折

  几十年都毫无结果的事,在2015年终于有了转折。

  因为媒体的关注,“黑户”武志成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工作人员打来电话,希望约见商讨如何解决其户口问题。

  1月16日下午,武志成父子按约来到团结湖派出所。负责户籍工作的市局及派出所民警称,要对武志成的户籍信息进行更正,需先找到其工作档案作为依据,以证明其身份和确保个人信息准确。并且后续办理社保、医保等证卡时,个人信息需要和工作档案进行对接,如工龄等情况都需用到。

  民警告诉武志成父子,警方之前已经找了8个月,但都没有找到工作档案。对此,市局决定放弃查找,可以立即给武志成进行户籍信息更正,并拍摄照片、采集指纹,3个工作日即可办好身份证。

  为何是户籍信息更正?接待的民警解释称,这是因为户籍系统里的“武志维”实为武志成,当初户口迁移时登记错了。

  对于此后为何又出现出生年月日相同,照片和身份证号码后四位却不同的“武志为”,两名工作人员解释称,上世纪70年代后,户籍信息系统进行过两次更新更换,“不是光你一个人的出错了。”

  想要一个道歉

  虽然民警建议武志成当日拍照和采集指纹,先更正户籍信息和办理身份证,但父子俩却当面婉拒了。

  为何拒绝这个他们等了几十年的建议?

  因为民警告诉父子俩,因工作档案找不着,现在只能按照武志成自己所说的情况办户籍,以后万一找到工作档案发现信息不符,还需要更正,且会变得很麻烦。

  “你们说已经找了8个月,为什么又突然不找了?”武岳鹏问。

  “那你们自己再去找找看。”民警称,工作档案的管理、寻找和办理社保、医保等不属于公安部门的工作范围,“此前为了核实你的信息我们去找了8个月,已经尽到了我们的职责和义务。”

  “还是先找到档案吧,”武岳鹏说,“之前因为一个小差错,父亲当了43年黑户,现在还是稳妥办理比较好。”

  从派出所出来后,武志成父子俩就开始商量,去哪里找工作档案。

  武志成说,现在除了尽快找到档案办好户籍身份证,他们还需要一个说法,“为什么花了30年,找了那么多家单位部门不下百次,却始终办不了?”武志成还想知道,成为“黑户”的这43年里,到底都有哪些单位、哪些人犯了错,是否能为自己这40年因身份问题屡受检查怀疑、无法远行、无法看病、无法获得一切应有福利待遇与尊严的生活,换来一声道歉。

  新京报记者 石明磊

  A10-A11版摄影 新京报记者 吴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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