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宁 全国最大枸杞集散地诞生产业传奇

　　在中宁，“红宝”枸杞从野生到被驯服，其栽培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夏，那时候它是榷场交易中的小角色。到明清时期，不仅作为贡品每年向朝廷进贡，还远销各省，是著名的中药材。近十多年来以中宁为中心的周边地区，枸杞种植发展迅猛。中宁枸杞市场是全国枸杞的集散地，从各产区来的枸杞在中宁集中，再销往全国，南来北往，产业链上诞生传奇，也维系一方百姓生计。这颗颗红润透亮的枸杞汇成的洪流，涌动着时代的潮汐。

　　红果果的等级密码

　　用手划拉开一堆红果果，眼尖的女人立马就能找出干瘪发灰的那几颗。从中宁各处收购来的枸杞，根据市场需要再进行粗加工。分拣和包装是常年都在进行的流程，案板上红枸杞堆积成小山，去粗取精，优中还能选优，“最好的是贡果，180”。明清时期，中宁枸杞就是“贡果”，这个古老的称谓一直沿用至今。

　　180、250、280……中宁人流传着关于枸杞属性密码一样的标记。一般来讲，枸杞的验级标准按照每50克枸杞的颗粒数来区分，最好的贡果180-220粒，然后是枸杞王250-280粒，特级300-350粒，甲级400-450粒，乙级580粒。要求颗粒大小均匀，无干籽、油粒、杂质、虫蛀、霉变。

　　分拣车间里正在进行这一道分级工序，干活的都是家住附近的妇女。崔阿姨算算自己“混”在红果子堆里已将近三十个年头，费眼神，手脚比以前迟了，一把老腰还行，但坐得久了也得站起来掐腰转转。车间里干活的女人们都面色红润，眼神明亮。“哈哈，除了家里熬个汤，我们从来都不吃枸杞的，没有那个习惯。”分拣是个沉默的活，几个女人看到有陌生人来，抬头笑笑，埋头继续。

　　当然，“也并不是说枸杞颗粒越大越好”，种植户反映说枸杞颗粒大的不容易晾干。中宁当地的枸杞种植专家谢施祎说，“栽培技术进步了，现在的枸杞要比过去大两倍还多”。他用拇指比划着小指头盖伸缩的距离，“以前的人不太会修枝，更不用说波尔多液之类的了”，现在的产量是过去无法想象的。枸杞分为夏果和秋果，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两季亩产量加起来也不到一千公斤，近些年新培育的“宁杞一号”、“宁杞二号”高产优质品种研究成功，并推广了不同生长期的合理密植技术，使单产提高了几倍。

　　“他为中宁枸杞留下了根和叶”

　　说到对中宁枸杞种植有贡献的人，必然提到张佐汉，他是中宁县枸杞传统栽培技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为中宁枸杞留下了根和叶”，谢施祎说。最难熬的日子里守住根本才显得金贵，抗日战争时期枸杞销路阻塞，客户断绝，价格下跌，果子卖不出去，农民纷纷挖掉枸杞，改种粮食；而张佐汉不仅一棵枸杞都没挖，还四处寻找品种好的枸杞。

　　中宁县舟塔乡的枸杞，籽少粒大，肉多色红，果实颗颗似珍珠，是枸杞中的挑俏货。流传最广的说法是：1938年，28岁的张佐汉，用一块银元换三棵枸杞的方法，花120块银元买来360棵枸杞，一共栽了两亩多。经过精心育苗、栽培，张佐汉的枸杞种的是越来越好，人们把这种枸杞叫做“大麻叶枸杞”。如今很多高产枸杞品种都是由“大麻叶枸杞”演进而成。

　　“人民公社化时期，中宁枸杞的种植面积已有近八千亩。在原来老种植区把枸杞当做主要经济来源，由中药材公司收购经营，统购统销，发到全国。1961年设立了中宁枸杞生产管理小组，几乎队队都有枸杞园。”谢施祎说。那时，每个公社都有自己的枸杞生产“土专家”，张佐汉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枸杞的树形培养上揣摩积累经验：不同品种需要程度不同的通风采光，三层楼、一把伞、自然半圆形、圆锥形等等——张佐汉长了双魔术师般的手，不同品种有着不同的修剪造型。

　　枸杞活得一点儿都不金贵

　　耐干旱、耐瘠薄、耐盐碱，适应能力和繁殖能力都强。“枸杞是一个好活好养的东西。”谢施祎说，“春天种下去苗，当年就有收成，只是收成一般，通常是过两年之后，进入高产期。”

　　听起来，枸杞天生天养，种植周期短见效快，活得一点都不金贵，所以也造成了一个问题，“一般间隔六七年就有一个低谷期，例如说这两年枸杞卖得好，大家都种上了枸杞，过几年之后市场饱和，价格下来了，农民觉得不值，就拔了枸杞苗种上粮食。价格涨上来了，然后又一波大规模种植枸杞。”

　　这样的情况在中宁枸杞种植历史上屡见不鲜，价值规律一直在发挥调节作用。另一方面，也因为枸杞新陈代谢快，又生生不息，所以尽管中宁种植枸杞有几百年历史，但建设枸杞博物馆，要在全县找到一棵上年头的枸杞树都没有。

　　在八九月，中宁枸杞果色橙红，果身开始变软，果蒂开始疏松，这个时候最适合采摘。盛果期每6-7天采摘一次，过早或者过迟采摘都会影响质量，“如果是青海、新疆那边的枸杞，光照更多，气候干旱，采摘的周期可以稍长”。

　　每年气候不同，采摘季有时候会有前后挪移，例如如果天气暖和，夏果采摘期较往年提前半个月左右的话，一般有利于秋果枝条和果实的发育；往年秋果常会受到早霜的冻害，造成减产，如果秋果提前采摘，受霜冻影响的可能性减小，秋果就会增产。谢施祎说：“其他产区往年都有秋果，产量占20%-30%，但采摘期比中宁晚20天，产量小，费工费时，很少有人采摘，但在高价位时也会颗粒归仓。”

　　枸杞如同红玛瑙一样在枝头颤动，采摘是产业链中耗费人力成本最多的一环。“枸杞采摘的时候，也正是麦收的时候，人力紧张，有时候采摘一公斤得一块五、两块钱，这样都找不到人干活。”在附近的固原县，农民没有采摘秋果的习惯，所以在夏果采摘结束后就不再给枸杞树施肥打药了，当时虽然枸杞树上已有了枸杞，但一是没施肥的枸杞结果很稀少，二是没有打药容易被病虫吃坏。另外本地当时正是葵花收割时期，大量的劳力全去收割葵花了，所以就是有枸杞长得好的也无人采摘。

　　晒场一般设在向阳的空地上。晾晒工具称为果栈，两个木框夹片苇席或者竹帘，两头支高。采收的鲜果均匀摊在果栈上，遇上阴天，移动或者拍打果栈底部防止发霉。正常情况下，一般晾晒10天左右就成为干果。

　　枸杞从中宁辐射流通出去

　　从中宁辐射开去，甘肃、青海、新疆现在都有大片的枸杞种植，“在中宁，县城周边已经没有地了，枸杞种植增加较多的地区有宁夏固原、平罗、惠农，甘肃景泰、靖远，内蒙古巴彦淖尔，青海格尔木。青海那边百分之八十种枸杞的，都是中宁人。”这也就是谢施祎所说的“手头紧的小夫妻去柴达木盆地包几十亩地种枸杞，过几年手头就宽裕了”，“人家那里的地便宜，而且含钾多，就不用施钾肥。但相对来说碱性比较大。”

　　宁夏是枸杞的故乡，这些年政府也鼓励枸杞种植，在适种地区快速发展，固原、惠农又成为两个大产区。相应地，枸杞苗圃也成为一个衍生产业，“青海、甘肃的枸杞苗子全都是中宁过去的，专家也都是中宁人。”

　　枸杞也被现代消费概念包裹演绎，野生黑枸杞，黑色花椒大小的枸杞，在过去几年成为被炒热的原生态概念，卖到过上千元一斤，中宁人认为“那都是送礼用的”，谢施祎认为“其实没有那么玄乎，和普通枸杞的营养价值差不多”。在中宁，我们还看到了反季节枸杞，大棚培育，据说去年鲜果枸杞在上海卖到了1200元一斤，中宁人估计今年价格应该不如去年。

　　流通中才能够体现价值，在计划经济时代，每个队都有枸杞园，交枸杞相当于交公粮。有张佐汉这样的技术能手，也有脑子活络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谢施祎说起来自己有个表哥70年代末在生产队当队长，因为精细化管理，当年交完公后，多收了几百斤枸杞，他自己把富余的运到外地卖了，买了十多匹马回来给村里壮大耕作运输实力，结果被判了十三年，被认为是“投机倒把”。

　　还有最早将中宁枸杞卖到广州及东南亚等地的枸杞大王周金科，他的名字现在也成了中宁枸杞的一个品牌，并衍生出深加工产品，例如枸杞酒、枸杞蜂蜜等。作为时代的弄潮儿，他也曾在1980年因“投机倒把”被判有期徒刑4年，当时成为宁夏“姓资姓社”争论中的一次标志性事件。

　　一年后，国家首次提出“一定范围内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周金科得以平反，并很快被奉为“能人”。9年后，他荣誉加身，还作为宁夏参加新中国成立40周年大庆的代表，受到中央领导人的接见。今天，这位七旬多的老人依然健朗，为人谦和低调，看起来就是个普通西北老汉，对往事不愿多说。

　　■ 读城

　　财富和观念均以枸杞为媒

　　中宁自古以来就是枸杞交易集散地，清代至民国年间，其运销路线和方式是：北路由黄河水运至包头，再用骆驼或火车运至北平、天津，然后由天津行销各省或者出口东南亚。抗战时期包头失守，北路中断，改走南路，用大车、骆驼运至西安后再上火车转运各地。

　　还有种方式：人力挑担。装枸杞的箱子，肩头两箱，各100多斤。每年枸杞采摘期间，湖南三湘和四川绵阳一带的贫苦青壮年，不远千里，相约来到中宁，每年都在百人以上。来的时候担着当地特产茶叶、卷烟、丝手帕、丝线、木梳篦子，卖出去后就收购枸杞，装箱挑回。回家路上，选择黄道吉日，伙来伙去，绝不单行，以防荒野处强盗出没。

　　从中宁到平凉为八站，要走八天。平凉是个大站，到了这里休息一两天，湘川客商就分道扬镳了。湖南客向东到西安乘火车或者步行前进，四川客向南经过华亭、陇县、千阳至宝鸡，通过栈道从汉中入川。

　　在中宁的某一天，中午阳光正好，县城中心广场附近聚拢了很多人，围坐听秦腔，唱的是《苏武牧羊》，悲壮处声音干脆地撕裂：“我有心将身投北海，诚恐落个无用才。没奈何忍饥受饿冒风披雪暂忍耐，苍天爷何日把眼睁开……”于是也能想到，当年那些枸杞客们肩挑着红果子，翻越秦岭的漫漫长路。

　　枸杞的故乡中宁一直处于交流的中枢，不仅带来财富，还带来口味的丰厚驳杂和观念的开明活络。

　　中宁是宁夏发展非公经济最早也最为成熟的县。中宁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马文君说，改革春风吹来时，商业的“潜意识”在一夜之间被唤醒，以致于很多中宁人在开口发出第一声吆喝的时候，竟没有任何羞涩。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曹燕 本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秦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