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哲 毛主席的婚事

　　近日，由师哲口述、李海文著《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由九州出版社推出新版。此次新版增补了一万多字，本报摘编了书中新增的部分内容。

　　康生安排江青照顾毛主席

　　1940年我从苏联刚回到延安不久，就听到一些同志们对主席和江青的婚事有些议论。因为当初决定我还要回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康生、江青钻空子主动向我介绍一些情况，澄清事实，表现自己，希望我在共产国际方面为他们讲好话。

　　江青是1937年秋冬到延安的，进鲁迅艺术学院学习。

　　1937年11月29日康生夫妇随王明从苏联回来。回延安后，康生在组建中央社会部时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他的夫人曹轶欧担任中央党校干部处处长。中央社会部在离延安城西北八公里外的枣园村。

　　江青与康生同是山东诸城人。江青本姓李，家住在县城东门外，家境中下，生活不富裕。二女儿即江青，自幼聪慧，身材修长，面容姣好，是个窈窕淑女。父母把她送到城内东街南区的聊城小学读书。她每天上学都要经过东街的张家。

　　张家是从胶东迁来的富户，在东街买了一座四合院，坐西朝东，大门向东开。张家的第三代是康生。康生亲口对我讲过：江青每天上学从他家门前过，他是目迎目送。1957年我到山东担任省委书记，专程到诸城考察。陪我的县委书记主动介绍了江、康两家的情况。从县委书记介绍的情况看，江青上学是要经过康宅的门前。

　　上世纪20年代康进上海大学学习，结识了同学曹轶欧，由朋友结为夫妻。曹轶欧为人厉害。康生与江青到上海后没有什么来往。

　　江青十几岁时因家境困难外出学艺。后在上海，以蓝苹为名演戏，拍电影，参加进步活动，坐过牢。

　　康生先请江青到枣园玩，这是很特殊的。康生立了很严格的规定，未经许可，任何人从中央社会部的门口过都不行。不久，康生将江青从鲁艺调到中央党校学习，专门组织了一个小班，有江青、张茹之等五六个女同学。这个班直接由曹轶欧管。

　　康生让江青主动去找主席。没有康生指示，江青也没有这么大的胆子。没有康生安排，江青也无法进入主席的住地。

　　我回国不久，康生就同我讲：在中国要搞好社会关系，建立友谊，有两个法宝：一是教书，当教员，可供桃李满天下。中国人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学生自然要拥护你，不像苏联人师生关系淡薄。二是当月下佬，为他人介绍老婆。

　　江青告诉我，是康生找她谈话，说：主席一个人，生活上没有人照顾，你去关心关心。

　　此时，主席的夫人贺子珍已到西安、新疆，准备去苏联。主席做工作，贺子珍执意不回来。有人告诉她，别人抄了你的老家。她不管，仍要去苏联治病。

　　江青第一次到主席那儿，主席望望她说：“你对我能有什么帮助？”

　　“我可以管生活、家务。”

　　“你能负担得起吗？”主席又问。

　　“能，试试看。”说完，她就帮助主席打扫屋子，把桌面收拾干净、整齐。收拾床铺时，不仅将床单扫净，连褥子都扫净，重新铺了。这些事都是警卫员做的。警卫员都是来自农村的毛头小子，扫不了这么干净。

　　主席没有留她吃饭，她也比较拘谨，干完活就走了。

　　过了两三天，江青又去了，主席的屋子经过几天又乱了。她仔仔细细地打扫一番。之后，见主席衣服的胳膊肘破了，主动地说：“我给你缝缝。”这次主席说：走这么远的路。留她吃了饭，才走的。

　　当时主席住在北门内凤凰山麓的李家窑洞。中央党校在延安城东北五公里处桥儿沟镇。

　　不知从何时起，她就住下不走了。主席说：“不走了，好嘛，有地方住。”

　　当时主席住着三间石窑洞，左边是书报室，中间是会客室，右边是主席的办公室和寝室。

　　毛主席和江青结婚没请张闻天

　　江青经常到主席那儿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大家议论纷纷，多有微词。中央党校的学员们集体签名给党中央写信，坚决反对主席与江青结婚。当时刘晓领导的上海市委亦打来电报反对此婚事。我记得王世英参加了签名。当时在党校学习的人不少都是从白区来的，知道江青的底细和为人。江青是演员，多次婚变发表于报端。而且她在狱中的表现，如何出狱的，引起人们的怀疑。中央党校的学员们写了两次信，要求中央书记张闻天转给毛主席。

　　张闻天是留学生，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不干涉私人生活。中央党校的学生见写信不奏效，又派代表来见张闻天，说：这不是私人的事情。中国和西方的习俗不一样，在中国，领导人的婚姻必然影响到政治。一定要张闻天向主席转达大家的意见。不得已，张闻天挑了一封口气较缓和的信转交主席。主席是不认输的人，很生气，决定和江青正式结婚。

　　不久，由主席设宴，款待大家。连张鼎丞都请去了，唯独不请张闻天夫妇，就是因为张闻天转了那封信。

　　1940年她在中央医院生了李讷。不久，她就把输卵管结扎了。金大夫为她做的手术。江青本姓李，因而女儿也随她姓李，名字也是江青起的。

　　1941年中直机关搬到杨家岭后，江青嫌人多嘈杂，1943 年和毛主席搬到枣园去住。

　　整风时期，江青在中央党校学习。主席把她交给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当时主席兼着中央党校的校长。中央党校审查江青的历史，她的党籍都有问题了。因而她比较老实。到七大之后，她才有了组织鉴定。有了结论，她非常高兴，来找我。我是支部负责人。这样她才恢复组织生活。

　　她的生活习惯和主席的不一样，爱挑剔。在延安的时候，江青在政治上的表现还是拘谨严己，在公开场合不露面，不敢露峥嵘，顶多就是提出要买些东西。

　　如做皮衣，一定要买宁夏的滩羊羔羊皮。吃药，要从香港买。买山东的特产阿胶等等。当时国民党封锁我们，要办到这些事都比较困难。江青知道主席的全部心血、精力都用在考虑我党、国家的大事上，但为了达到她个人的目的，她故意干扰毛主席的工作。为了保证主席安心工作，我们不得不满足江青的一些不合理要求。为此任弼时批评我两次。

　　高岗陪江青出巡到绥德调查，有一段时间不在延安。我批评高岗：你把延安丢了，跑到哪里去了。他赶快讲了实话，说这是为了照顾主席，他才去的。他说：“我不能得罪她。”中央转战陕北时，中央书记处三位书记留在陕北。周恩来的夫人邓大姐、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都到了河东后委，只有江青这位夫人留在陕北。她的职务是协理员，也做不了什么工作，还给机关添了不少麻烦。

　　转战陕北之后，她自认为有了政治资本。中央领导到香山后她去了一趟苏联，开国大典前回到北京。开国大典时，她想上天安门，毛主席不同意，她气得要死，但也无可奈何。

　　她后来逐渐越来越不像话。“文革”期间她当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政治局委员，飞黄腾达，不可一世，无法无天。不少当年反对她婚事的同志都受到迫害，这都是江青一手导演的，这个账应记在她的身上。

　　毛主席将事情想得简单了，没有想到江青会是这样。主席并不了解二三十年代上海滩的情况。

　　毛主席对江青并不满意。从后来公布的材料来看，从1974年起，毛主席严厉地批评了江青多次。毛主席没有把权交给江青，从这点证明他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伟大的政治家。

　　李海文：

　　我与师哲回忆录

　　师哲是1905年出生，我是1975年跟他认识的，我认识的时候他已经70岁了。他1982年才真正地平反，然后他就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要求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毛主席说过，我们跟共产国际的关系，就是前头不太好，跟苏联的后头也不太好。他正好是中苏关系最密切的时候，担任了翻译。后来他就花了几年的时间，写了一个稿子。但是这个稿子，他没有经过什么整理，胡耀邦批了以后就放在中央档案馆。1986年的时候，师哲已经81岁了，他得了中风，行动有点不便，但是还可以行动。他就把这个稿子交给我，他就说他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能看到他这个书出版。

　　当时我正好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室工作，有机会看到大量档案。那时候我正在忙《周恩来年谱》（我是《周恩来年谱》的副主编），等到了1989年的时候，《周恩来年谱》就告一段落了，这样我就开始给他整理这个稿子。我给他查了很多的档案，凡是能找到的都查了，如果他记忆有误，我就跟他直说，这个档案是怎么记载的，你是不是有误。一般只要我能拿出文字的东西来，他就认可。如果我不能拿出文字的东西来，他就说我的记忆没有错，我就尊重他（他80多岁了，很固执）。我就按他的记忆写出来。然后在下面做一个注，我根据自己的研究说明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

　　他原来的稿子是按人头写的，就是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这样写下来，很多事是重复的。我给他按历史顺序这样顺下来的，写完以后，我就送给他看。看了以后，他就要改。如果他认为问题不是很大了，就改几个字，他就自己动手了。如果认为问题比较大，他就把我找去跟我谈，直到我理解为止。他记忆力非常好，他这个书里头一共涉及六百多个人。这次出版特别好在哪儿呢？就是给这个人物做了一个索引，所以你一查哪一个人在哪一页，你都可以查到。

　　他改完了以后，就把稿子给我，然后我就再找人抄清，抄清以后再送他审，所以这个书就非常可靠。后来他这本书出版以后，很多外国朋友都来找他，包括韩国的、日本的、德国的、乌克兰的、俄罗斯的。而且日本人还给他把这个书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然后日本人还给他拍专题片，所以他一下活跃起来了。当时我给他做这个书的时候，一开始他们家的保姆就说，他这个书能做得完吗？80多岁了。结果没有想到，这本书出了以后这么多人找他，他特别高兴。最后他活到94岁。

　　整理：新京报记者 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