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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中国教育可能发生一些重要的蜕变。”在新京报主办的“思变·蜕变 2015教之道思享会”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表示,在未来的10到20年内,中国教育将面临8个蜕变。他认为,最好的教育应该是最关注幸福感的教育。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杜丁
主题演讲:《教育者的反思》
“现在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进入一个法治化的轨道。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的方略,提升我们国家的治理能力,提升我们教育管理的能力,必须建立在法治轨道上。”
“这几年来,整个教育上上下下,从学校到家庭,从教师到父母,甚至于孩子们,关注的就是分数。我的眼里只有你——就是分数。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成为很多人很有理由的一个论断,用分数衡量学生,也成为判断一个孩子、一个学校的唯一标准,就像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样,分数是检验学校的标准,毫无疑问这个标准是错的。”
“我们在这里,实际上是在讨论中国教育正在发生的变化,或者将要发生的变化。”演讲一开始,朱永新直奔主题,阐述了未来中国教育可能面临的8个蜕变:治理模式、价值取向、关注热点、投资重点、管理方式、参与主体、发展规模和课堂教学。
教育管理或从集权走向放权
在谈到教育“管理方式”的变化时,朱永新表示:未来的中国教育将可能从集权走向放权。“坦率地说,教育改革就像我们整个的政府改革一样,本届政府改革最大的亮点就是简政放权。”
朱永新说,他一直认为,真正的智慧在民间,政府一定要调动民间的积极性,“我一直主张,学校文凭、学位自己发,自己对自己负责就行了,没有必要全国有那么多机构管这样的事。尤其是非义务教育阶段,我觉得应该给学校更多的自主权。”
建议把办学自主权交给民间
朱永新表示,把自主权给了民间,民间就会有活力。他举例,不仅在美国,英国从2011年也开始进行了教育改革,创办自由学校,完全是政府买单,交给民间力量管理学校、运营学校和创造学校。“尽管做得还不能够令人满意,那些学校在很大程度上,还在复制公办学校的管理模式、教学方式,但毕竟有很大的变革,有很大的变化。”
朱永新相信,未来的中国也会出现这样的格局。“事实上,中国已经有这样的学校。比如说温州,政府就把自己建的学校交给民办学校托管,调动更多的民间力量和社会机构管理学校。我想,这是今后中国教育很重要的方向。”
【互动】
Q:我在德国发现,地铁里面一半人在读书;而我们地铁里面一半人都看手机。新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该如何倡导阅读生活?
A:阅读的问题,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看我写的一本小书《我的阅读观》的五个基本观点。首先,一个人的精神发展史就是阅读史;第二,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也就是说一个民族能走多远,竞争力多强,实际上和整个国民的高度是有密切的关系的;第三,一个没有阅读的学校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这是从教育角度来说的;第四,一个聪明的城市才能成立一个美丽的精神家园;第五,共读、共写、共同生活,才能拥有共同的价值、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密码,这是从阅读方式来说的。
时代无论怎么变,阅读永远不会有变化,因为人类的思想,人类的精神靠什么滋养?是靠文字、智慧、思想。这些思想、文字就在最伟大的书里面,无论是最早的竹简,还是后来的纸张,还是电子版,未来可能有更先进的东西,无论是什么载体,但都必须阅读它,必须和它对话。无论是电子时代,还是今后的量子时代,我觉得只要人类还在,就永远离不开阅读,阅读是教育最重要的基础,一定程度上也是教育的一个代名词。
【专访】
给民间公益人士以机会
新京报:这8个蜕变中,你认为哪个方面最先能实现?
朱永新:比如说政府放权,只要你想做,就能很快做。另外,给民间更大的机会、更大的活力,这个我觉得比较容易做到。而我提到的教育立法问题,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
新京报:你提到中国政府应该放权,将公办校委托给民间机构管理,这种模式对比现在的政府管理学校有什么好处?
朱永新:这种模式其实就是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由政府出钱办学,然后交给民办机构经营。这样可以利用民间的智慧、力量、技术来办学。因为有很多民间公益人士想做教育,但没有机会进来,应该把机会给他们。另外,这样的模式也增加了学生和家长的选择性,现在择校那么热,但我们的观点是不允许择校。事实上,不能择校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好的教育是应该有选择性的。但中国的教育现状存在差异,不能给大家充分的选择。
新京报:你说美国、英国等国家已开始进行教育改革,办一些自由学校,“自由学校”到底是怎样的学校?
朱永新:英国的“自由学校”跟美国的“特许学校”,虽然叫法不一样,但其实办学模式都是一样的。这些学校都是由政府投资,民间机构办学,政府只需要监控学校办学质量。未来的学校肯定不是现在的这个样子,未来的学校只是一个新型的学习中心,很多课程没必要都一起在学校完成,学习更弹性,学校更像一个超市,给学生更多的选择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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