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是无权者最后的权力(1)

　　近年来，阿伦特的作品《共和的危机》、《极权主义的起源》、《责任与判断》、《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中文版相继出版或再版。需要指出的是，阿伦特的思想体系非常复杂，向各个方向抽枝蔓延，她对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概念进行了新的定义与解释，理解阿伦特并不容易。

　　新年伊始，由歌德学院资助翻译的《阿伦特手册》面世。这本书由柏林政治学者沃尔夫冈·霍尔、贝德恩·海特尔和斯特凡妮·罗森姆勒编著完成，其方便之处，不仅在于读者能够便捷地获取阿伦特著作的相关信息，而且还有助于在其涉猎广泛的领域中找到准确的定位。该手册所收录的论文，也足以体现各类阿伦特研究者的丰富视角及其广泛的代表性。

　　沃尔夫冈·霍尔提醒说：“阅读《阿伦特手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弃阅读阿伦特的原著，因为它们可以不断激发令人称奇或引发质疑的思考。”就他个人而言，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偶然中与阿伦特的作品相遇，他便被吸引至今，“你总是可以在想象中与她交谈，向她询问对当下事件的看法。她全部的魅力就在于此，始终吸引你以全部的心智去与她对话。”

　　谈阿伦特的作品

　　唤醒人们作为人的责任感

　　新京报：你是在什么时候与阿伦特及其思想相遇的？有什么特别的契机？

　　霍尔：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一家杂志社工作，其中包含一些翻译工作。有一天，读到一篇文章，其中一个脚注，引起了我的注意，它来自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为了更好地把握内容，我专门去找了这本书，结果就打开了一扇进入阿伦特世界的门。

　　《极权主义的起源》就其探讨的主题而言，是深刻而丰富的，而且充满对话意味，你似乎可以跟阿伦特直接争论。阿伦特在前言中说：“这本书在写作时所针对的背景是，轻率的乐观态度和轻率的绝望。我认为进步和毁灭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都属于迷信，而不属于信念。”我们当时也沉浸在这种轻率中。

　　二战后数十年西欧盛行乐观主义，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经济危机又把人们推入绝望中；民族社会主义令人绝望，自由主义很脆弱，而共产主义看起来有诱人的亮色。阿伦特在这本书中为我做了清晰鲜活的辨识，它是一本实用的辨别新型政治体制的指南，使我发现自己对社会生活持有的判断是多么轻率。

　　新京报：你在演讲中说，二战以后的第三代人，对阿伦特的兴趣非常浓厚，是否跟他们的生活处境有关？你在大学担任教授时，就你观察而言，德国现在更年轻的孩子们，对阿伦特的关注兴趣在哪里？

　　霍尔：每一代人都带着自己的需求与使命。

　　就西欧而言，二战之后的第三代人，身处一个相对而言比较稳定宽松的政治环境，他们在世俗化（现代化）过程中成长起来，很少受思想史的影响。前面几代人在渴求一个更好的世界时，把改善的希望放在社会革命之上，负重的社会追求自由。到他们这一代，生活回归到正常轨道上，革命已经缺乏现实感缺乏诱惑，而他们要处理的是自由的另一面，责任。

　　阿伦特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唤醒人们作为人的责任感，她对责任的阐述，涵盖了个人存在的意义，也包括对政治本质的思考。在阿伦特那里，政治多少带有理想色彩，本质上是人们共享这个世界的方式。公民的政治参与，与人之存在意义相关联。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没有勇气在公共领域以行动展示自己，这样的处世姿态，会威胁自我存在的意义，使自己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与此同时，弃世界于不顾，忽略其他人的存在，对生存利益与人身自由的追求，也会变得无意义。

　　我认为，追求独立思想，积极的政治参与，公开表达自己意见的勇气，这些都是阿伦特获得年轻人青睐的原因。

　　谈阅读阿伦特 需要主动摆脱不思考的诱惑

　　新京报：但你也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阿伦特在欧洲被视为局外人，其原因是什么？

　　霍尔：阿伦特的思考，是直面20世纪的政治危机的，两次世界大战，俄国与德国极权政治的兴起，冷战以及后极权主义……对人类文明构成了难以跨越的挑战。对外战争、对内的压迫，或者人为制造的灾难……这些都构成人类尴尬的历史。而普通人来不及审视过往的历史，更来不及去理解、去与那些黑暗的事实相处。比如，在德国，纳粹的极权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这段历史是如此沉重，令人不安，出于人性的脆弱，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承受纳粹时代的记忆，所以绕道而行，参透法西斯的阿伦特也就随之被绕开了。

　　阿伦特是一位追随自己思考活动的思想家，她的目光无比犀利，要阅读她，就得承担一个任务，不是对智力和知识的要求，而是对思考能力的要求：主动摆脱不思考的诱惑，终止使用陈词滥调，拒绝不假思索接受外来的观念，识别谎言与空话。显然，这个任务并不轻松。

　　另外，阿伦特对世界有着一种理解的热情，她认为，理解刚刚发生的事情，意味着审视和承担这些危机压给我们的负担——既不否认它的存在，也不在它的重压下卑躬屈膝，而是要坦然地、专心地面对它、抵抗它。这种热情并非一直都存在人们身上。

　　谈“平庸的恶” 没有人能真正抵御

　　新京报：“平庸的恶”，这可能是阿伦特最广为人知的概念，也是被用得最多的概念，你自己个人会如何使用“平庸的恶”？

　　霍尔：平庸的恶，这个概念一直是有争议的。它是阿伦特用来描述纳粹头目艾希曼的一个词。1961年，他担任《纽约客》特约记者，前往耶路撒冷，去报道以色列对艾希曼的审判。艾希曼曾是纳粹政权的高官，也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600万犹太人经他的手丧生。在看了整个审判过程后，阿伦特认为，艾希曼不是什么杀人恶魔，他只是一颗纳粹政权里的螺丝钉，因为足够平庸，不会思考，而成为出色的螺丝钉，严格执行组织的命令。

　　反对者提出，艾希曼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也是活跃积极的，他非常热情地追求纳粹体系中被认为有价值的更高的职位。但阿伦特指的思考是指不依赖外在的价值体系，独立思考我要成为怎样的人，我正在做什么，我面对的是怎样的世界。

　　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组织化并且强调专业化的社会，个人非常容易被淹没，无论是社团、组织还是公司，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要求个人作为更大集体的一小部分发挥作用。所以，平庸的恶，存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你只要想想，自己是否曾经为了获得某个集体的认同而努力，不依靠自己的判断，通过认定外在规则，有章可循地去做事情？这样的经验大家都不陌生。

　　事实上，阿伦特不相信存在某一类型的人能抵御平庸的恶，她寄希望于人的多样性，独特的个人以其行动投射出光亮，打破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惯式和行动逻辑。她说，即便在最黑暗的时代，我们仍然有权利期待某种启明。

　　（下转B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