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美立：早晚来北京开书店

　　广州方所开业之前，作为总顾问的廖美立曾经跑去问过大陆业界的同行，“你觉得这样一家店开起来，图书一个月的营业额能有多少？”“十几万吧。”听到这样的回答，她被吓到了。她在心里想，如果这么大的一家店，一个月只有十几万的图书销售，为什么还要去开呢？她当时给广州方所定了个任务，每个月的图书营业额要到150万，三年过去了，广州方所远远超额完成了任务。

　　本周四，跨度100余米，全店约4000平方米的方所成都店在太古里地下一层正式开业。这家店的全部空间都运用天然材质，木、竹、铜、铁、纸、石……精致和粗糙在这里并存。在高低纵横的铁铸廊桥之间，是无限延伸的书架，空间变成多维，就好像通过阅读，我们可以纵横在时间、空间中。

　　过去三年多，不同的城市都希望方所可以前去开店。廖美立审慎再三，终于有了成都方所的开业，三月份，方所也会开进重庆。

　　其实廖美立心里一直有个“大梦”，她希望有一天在北京可以开一家只有书，没有其他业态的书店。这个梦想她能实现吗？在成都方所开业当晚，她接受了新京报记者的采访。

　　不会让不懂书的人当店长

　　新京报：和广州方所相比，大一倍的成都方所有什么不同？

　　廖美立：业态结构其实比较一样，成都增加了小方所（儿童空间）的比例，扩大了表演空间，大概有600平方米。对于方所，我一直都认为它是以书为核心的生活美学的这样一个店。

　　新京报：为什么选择成都？

　　廖美立：台湾诚品第一家店是1989年开，那时候整个台湾也没有那么多国际性的东西。我们在成都也看了一些书店，这里很宜居、可以有很美好的生活，但是比起其他国内大城市，这里其实不够国际化，很多外文书的引进也不多，我希望能够让更多的文化活动和外文书进来，刺激这里的艺文环境更蓬勃。

　　新京报：谈到书店，人们很自然会有实体书店的唱衰论，电商折扣力度那么大，为什么人们要来方所买书？为什么广州方所能实现图书销售的盈利？

　　廖美立：这是因为空间的塑造，你提供比较现代化的空间的同时选书本身也非常重要，要强调品牌精神的文化性。以前我做诚品，商品部主管不可能是只懂数字不懂书的人，可是很多大企业里面，老板会选择财务出身的人，不懂文化没关系，他会要很会管控管理的人。这两种人的选择都没错，但对我来讲，有几个部门——品牌部、商品部、和书店店长，如果不懂文化不懂书，我不会让你坐到那个位置。书店不仅仅是补书上架，你要有策展的能力，这里有太多东西可以玩。很多读者进来是买你的观念，人家可能没那么在乎折扣，抓一抓就会带走很多。这个是大店效应，客单价很高，一个人会买很多。以前广州方所还8.8折，后来没有折扣，但是营业额一直往上走。

　　新京报：你提到的大店效应，是否对书店本身规模提出要求？

　　廖美立：诚品敦南店24小时店的面积和广州方所大小一模一样，高峰的时候一个月可以做到4000万新台币（约合人民币800万元），这个是大店效益。新华书店人多不多？我相信人也很多啦。开这种以书为主的复合跨业，规模蛮重要。做得太小，业绩、人潮很难撑得起来。

　　书和其他业态可以互相成就

　　新京报：你在开幕时也讲到，书店成功的关键其实是人员最重要，你在用人上一直很大胆，比如我有一位朋友，当年在诚品台大店只是普通的店员，但你一下子就把她提拔成店长，而且后来也证明这个选择非常正确。

　　廖美立：所有人一定要相处，相处大概半年就知道这个人能不能用了。企业界如果找到错误的人，这个企业要花一年才能恢复正常。之前你光是要找对的人就要好几个月，要是找错了进来，就要花很久的时间，所以人的选择是最重要的。

　　新京报：很多人对方所的决策层的人员也很感兴趣，你和毛继鸿在决策上有什么差别？

　　廖美立：我跟他最大差别就是，他常常用服装思考很多东西，我刚开始对这种事情很抗拒。比如我们对空间设计，他全部要曲线，你看例外没有一家店规规矩矩是方形，大部分是圆弧度、不规则形，服装也是这样。然后你再看书，都是方形直角，设计书店的话，弧度空间和直角的书架，我会选择后者。我后来训练到很喜欢有秩序的东西，你看日本的比例线条抓得多美，美就是从那个比例线条出来了。

　　新京报：广州方所服饰的利润一定大过书籍本身，那么图书在复合式书店里的作用是什么？

　　廖美立：广州店，例外服饰营收差不多是35%-40%，但利润贡献服饰大过书，因为图书毛利比较低，但是可以为书店带来大的人流量。如果只是卖服饰，一天能进多少人？用书为核心发展出来人流量，也会做其他业绩，是互相成就的一件事。书籍在文化上的效应和实际人潮贡献都很大。

　　梦想开一家只有书的书店

　　新京报：目前你们有计划在上海和北京开店吗？

　　廖美立：其实刚开始我们是要在北京开店，后来开在广州，我有种本来要去哈佛，最后到了夏威夷的感觉。后来我也被说服，先从其他城市，最后“攻”到北京。现在北京和上海也陆续在看项目，上海已经有了两处地点，一个在徐汇区另外一个在浦东。我其实有个“大梦”，很疯狂的，就不害毛继鸿了。

　　新京报：是什么呢？

　　廖美立：我很想要在北京，开一个我们真的是觉得可以超越我们在做的店很多很多，对店的想法，所有业态都不进来。

　　新京报：那确实很疯狂。

　　廖美立：但其实这个应该由国家来做。我希望这个空间既包含图书馆、博物馆也可以商业运作，里面涵盖了书的起源、活字印刷，到未来书店的部分。线上线下一起串起来，演绎书籍的整个演进史。我这些年接的一些案子，都是在为这个“大梦”积累经验，包括深圳雅昌的工作。

　　新京报：如果这样，你怎么确保收支可以平衡呢？

　　廖美立：所以我才说希望政府介入，在公共空间和商业空间之间有这样的一个方式。

　　新京报：为什么在北京？

　　廖美立：当然在北京啊，这里才是世界舞台。

　　新京报：所以可以理解为，不管怎么样，你肯定会来北京开书店？

　　廖美立：嗯。但现在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

　　采写/新京报记者 姜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