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增长目标下调后应有新考核目标

　　专栏

　　GDP可以量化，改革的进程难以量化。遇到改革难点能否突破，利益格局能否撼动，将决定着能否找到新引擎的概率。因此，还有必要为深化改革进程设置新的考核目标。

　　全国省级地方两会接近尾声。据报道，截至1月28日，已有28个省份在地方两会公布了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除西藏保持12%的GDP增长目标不变、上海取消具体目标外，其余26个省份均有所下调，超过半数的省份经济增长目标略低于去年，最大下调幅度达到了3%。

　　多省份下调经济增长目标，是否预示了经济增长后继乏力？答案不那么简单。

　　下调GDP增长目标，是在淡化GDP情结

　　下调经济增长目标，首先是淡化GDP情结的政治要求使然。最近两年之所以强调淡化GDP情结，是因为事实已经反复证明，单纯追求GDP增速，既不能保证经济的真实增长，也无助于为调整经济结构、推进重点领域改革腾出时间和空间。最近一轮从2009年至2013年的高速增长，尽管有出于对冲金融危机的考量，但代价巨大。各地推动经济增长之举，演变成了GDP增速竞赛、项目引进竞赛，其结果是加剧了经济结构的失衡程度，加大了资金的错配程度，全行业普遍库存严重。PPI连续34个月下跌，就从一个局部反映出了反周期调控的后遗症。显然，继续依赖传统模式，就可能出现旧疾难去、新病又生的“并发症”，造成新的“两难”。因此，主动下调经济增长目标，有纠偏含义。

　　下调经济增长目标，还在于从全局来看具备允许经济适度放缓的“抗打击能力”。经济增长的核心诉求就是保证就业率和民生。目前，全国已有19个省份经济总量超过1万亿元，广东、江苏突破了6万亿元。基数变大，意味着即使经济增速放缓，对就业岗位的贡献率也不会小于高速增长时期。而建立在GDP增长的基础上，财政收入也在大幅增长，而且增幅通常超过GDP增幅，其基数也在变大。由此，公共财政的调控能力也得到了空前强化。近年来，公共财政投入民生的比例已达到了70%，这就进一步保证了经济放缓不会造成大的社会冲击。

　　寻找新的增长引擎，设置新的考核目标

　　不过也要看到，尽管下调经济增长目标有积极的一面，其负面影响也仍然可控，但这不是多数省份下调GDP的全部因素。下调GDP增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各地已经开始真切感受到了经济下行的压力。从30个省份已经公布的2014年GDP数据看，除西藏外，其他省份均未达到预期目标，这在过去极为罕见。这表明，经济运行的深度调整，不是局部现象，而正在普遍发生。就此而言，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不是预言，而已经成为现实。各地区经济增长确实面临后继乏力的挑战。

　　应对这种挑战，通常的做法是加大投资力度。今年，已经加大了中西部铁路、水利工程、各类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等领域的投资，这既是补齐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短板的需要，又能拉动相关产业保持增长，可谓一举两得。但是由于投资的边际效应递减，单靠这一条腿显然不足以保持经济的续航力。有研究机构测算，要以投资为主要引擎拉动GDP今年全年增长7%，即使投资项目全部上马，仍存在4万亿－5万亿缺口。因此，寻找新的增长引擎已经迫在眉睫。

　　什么是新引擎，其实答案很清楚。在消费内需不可能骤然提高，出口市场受到外部环境制约的情况下，新“三驾马车”是适度规模的公共产品投资、深化改革和激励社会创新。这三者都旨在不以货币强刺激为前提，形成内生型经济增长环境。

　　公共产品投资，是已经熟悉的经济拉动手段。而深化改革、激励创新则要陌生得多。尽管各省份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把经济重心更多放在了调结构和促改革上，国企改革、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农村改革、资源价格改革成为高频词，但投资能够量化，深化改革的进度、社会创新的激发程度难以量化。

　　没有对深化改革和社会创新的考核，新“三驾马车”的运行就仍可能是失衡的。因此，在下调GDP增长目标的同时，有必要为深化改革的进度、为社会创新设置新的考核目标。有了这样的置换目标，建立内生型经济结构的努力才不会失去方向，改革才不会失速，而经济增长因为能够获得改革红利，同样也不会失速。

　　□徐立凡（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