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祸枣灾梨

　　这还是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应新京报之约，写一篇关于“一本令你失望的书”的书评，可是在书架上却死活也找不到要写的那本书。大约两个小时的翻箱倒柜之后，才在堆放闲置杂物的角落里找到这本已经开始落灰的书。

　　《克虏伯军火》：“内容五星，翻译两星”

　　这本书是美国著名历史作家威廉·曼彻斯特（1922-2004）关于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军生涯的回忆录《再见，黑暗：太平洋战争回忆录》，由作家出版社翻译出版，译者是陈杰。威廉·曼彻斯特是国内许多读者熟悉的名字，他的《光荣与梦想：1932年至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一书曾在70年代末由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影响了国内一代新闻人的写作方式。此外还有《总统之死》、丘吉尔的《最后的雄狮》等等。

　　除了《光荣与梦想》之外，曼彻斯特的作品在国内翻译出版的甚少。某出版社曾经在前些年出版过姜明新先生翻译的《克虏伯军火》，但是其翻译质量之差，早有口碑流传在外，豆瓣网评价为“内容五星，翻译两星”，“满页的英语句式，令人摸不清东西的语句”，“书中出现的许多断句错误以及状语错误已经出卖了译者的水平，着实让读者费一番神”，所以没有贸然购买中文译本，而是阅读英文原版。

　　以“炮”为“枪”等常识性错误

　　《再见，黑暗》一书翻译质量还是比《克虏伯军火》高出许多，大部分文字流畅可读，而且有些幽默之处也可以传神地翻译出来，令人会心一笑。但是作为军事和历史的双料爱好者，读到书中的某些片断，还是忍不住胃中一沉，有吃到苍蝇之感。举一个例子来说，对于枪械来说，口径20毫米以下称为枪，口径20毫米以上称为炮，这是常识。但是译者可能是对“枪”字情有独钟，凡是见到英文的“Gun”，一律将之翻译为“枪”。比如“澳大利亚用来保卫国家的只有两款六英寸长的海军枪械和三款老式的三英寸长普通枪械”（应是指口径6英寸/152毫米的海军炮），以及“日军在海岸上部署了十四支巨型海岸枪，包括从新加坡缴获的子弹直径为8英寸的海岸防卫枪”（同样应当是指口径为8英寸/203毫米的海岸炮）。

　　书中另一处地方提到“在航空母舰上两艘坦克发出的炮火掩护下”，笔者虽然读书少，可也知道一来坦克不是论“艘”的，二来航母上面搭载飞机，也有自卫用的高炮，但没听说过搭载坦克的。因为没有看到英文原文，所以不好妄自揣度译者究竟是从什么样的原文翻译出这种文句。但是另外一段翻译错误的话，有朋友给出了英文原文：1978年原书作者在游历珍珠港时，看到了两艘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军舰，原文是“the last ships I expected to see”（我最不想见到的船），而译者却翻成了“我这次珍珠港之行最想看到的两艘船”，与原作者的意思正好蛮拧。

　　曼彻斯特回忆说，在重访莫尔兹比港北边的科科达小道时，看到“三十架P-38闪电式战斗机和B-24解放者轰炸机从抗日战争胜利日开始就停放在这里”——当笔者读到“抗日战争胜利日”几个字跃入眼帘的时候，先是一愣，然后不禁开始浮想联翩：“难道美军没在旁边顺便修个宛平城吗？”原文作者在这里使用的显然是V-J Day一词，是“对日作战胜利日”（Victory over Japan Day）的专有名词缩写。汉语中的“抗日战争”一词通常专指1937-1945年中国的抗日战争。

　　书中还有这样一段话：“我问地面人员我看到的两艘驱逐舰是不是参加了珍珠港战役的日军舰艇，结果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实际上1978年日本海上自卫队访问夏威夷的两艘军舰是1969年服役的香取号练习舰和1970年服役的青云号驱逐舰，其中舰龄较长的“香取”号服役时，珍珠港事件也已经过去了28年之久。接待日舰来访的美国海军地勤人员不应当不知道这些基础的背景知识，所以笔者冒昧揣度，这里有可能是把negative（否定的）译成了“肯定的”。

　　笔者也曾翻译过若干外文军事文章、小说和人物传记，一直认为，作为一个翻译者，不仅外语水平重要，中文的水平更重要，最起码不应该把英语式的语法结构生搬硬套到中文译文当中来。除此之外，虽然不能要求译者是面面精通的全才，但动笔翻译之前也应当对所翻译的文章有基本的了解。如果对待翻译作品的态度认真一些，多查阅些资料，以“炮”为“枪”、“抗日战争胜利日”这种常识性错误应当是不难避免的。

　　坏翻译的共同之处

　　笔者在翻译时注意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在现代英语文献中，经常会出现大量的德语、法语、意大利语、俄语等借词或名词缩写，比如Luftwaffe（德国空军）、Il Duce（法西斯“领袖”）、Panzer IV（德军四号坦克）、NKVD（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等等。有时还面临用罗马字母拼写的日语人名、地名，由于涉及的是历史事件，失之毫厘就会谬以千里。我的经验是利用网络上的海量资源，尤其是英文的维基百科网站，及其跨语种链接，在查证外来语的译法译名时非常有用。即使译者不具备这样的时间或者能力，出版社也应当尽到把关的基本职责，庶几可免“祸枣灾梨”之讥（古代雕刻书版多用枣木和梨木，作者往往说自己的作品水平不高，“祸枣灾梨”。虽然是自谦用语，但这四个字用在质量不佳的翻译作品上却是恰到好处）。

　　人们读过董乐山、施咸荣等大师翻译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巴黎烧了吗》、《麦田守望者》这些优秀的翻译作品之后，往往会有酣畅淋漓之感，而这些优秀的翻译作品又各有各的优点和风格。反过来，坏的翻译作品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汉语差、常识弱，让人啼笑皆非。笔者以前曾经翻阅过一本令人拍案称奇的翻译作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希特勒时代的柏林》，译者沈某是南京大学法语系的博士研究生（这本书是从法语翻译过来的）。该书的译文就属于典型的“金山词霸在线翻译”风格：一方面专有名词谬误百出，这还是有相关知识的读者能自行分辨的地方；另一方面，好多段落恐怕连汉语都不能算，压根就不知道译者想表达什么意思，让读者如同看《尤利西斯》一样直犯迷糊。不过，这本书的译者沈女士在译后记中讲述自己的翻译心得时，却有一条可供参考之处。那就是译者应当在“通才”（拥有广博的学识）的基础上成为“专才”（翻译出优秀的作品）。如果一味地追求语言的优美而忽略学科、题材等其他因素，那么只能说是语言的奴隶，而非优秀的译者。

　　“人们读过董乐山、施咸荣等大师翻译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巴黎烧了吗》、《麦田守望者》这些优秀的翻译作品之后，往往会有酣畅淋漓之感，而这些优秀的翻译作品又各有各的优点和风格。反过来，坏的翻译作品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汉语差、常识弱，让人啼笑皆非。”

　　□阎京生（《战争史研究》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