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自由主义，因为它背叛了自由？(1)

　　2005年，黑格尔研究的著名学者意大利哲学家洛苏尔多，出版了一本新书《自由主义批判史》（Liberalism:A Counter-History，中译本2014年商务印书馆）。作者在前言中声明，正因为自由主义承载了太多的心智光芒，他试图在这圣徒传一般光辉历史中，逆向找寻自由主义的阴暗面，夸张地说就是自由主义的罪行或者劣迹。那么这本书的基调大概可以理解为：主义如果替代了从前的垂直信仰，那么作为准信仰的世俗化的主义，那占据现代历史中心位置的自由主义，其信徒所思、所言以及所为，是如何回应和理解17、18世纪的种族奴隶制、殖民扩张以及19世纪的劳工问题的？作为当代著名哲学家的洛苏尔多，这次他认为自己是在书写历史。

　　多米尼克·洛苏尔多

　　（Domenico Losurdo，1941— ）

　　意大利著名历史哲学家、黑格尔哲学研究专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家。意大利乌尔比诺大学哲学史教授、教育学院院长，国际黑格尔—马克思辩证思想学会主席。研究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及其解放战争等主题的重要学者，致力于通过解构史料来挑战我们时代操控历史的意识形态。著有《黑格尔与现代人的自由》《黑格尔与自由主义者》等。《自由主义批判史》于2005年在意大利出版，反响极大，一年内再版三次，并被译为多种语言。

　　自由主义从诞生之初，并没有承诺要消除人间的一切的罪恶与不公，自由主义总是伴随着这些刺目的伤痛和悲愤，并试图将矛盾与冲突移交到司法体系中，予以缓解和疏导。

　　视角单一

　　自由主义在政治现场该担何责？

　　《自由主义批判史》就在这样的路径中展开了，任何一种观念、意见和立场的表述都会被一桩具体的历史事实推翻。我们知道这样诘问适用于任何主义，比如，一个自由主义者怎么可能是一位奴隶主？作为一个有正常心智的理性的现代人，主义该如何与行为丝丝入扣，这样的提问方式构成了这本书的基本线索。

　　如果我们携带着如此尖利的问题意识，进入任何以主义之名所展开的历史开端，甚至包括宗教史，我们就会与洛苏尔多一起感到绝望与悲愤，这种视角的单一性本身就决定了作为过程性历史不可抹除的悲剧属性。首先必须接受历史逻辑就是强力意志，所谓的历史潮流带来的毁灭感笼罩在人的周围，新/旧对立最惨烈的冲突总是在第一时间发生，任何起源故事的现场总是会出现血污与暴力。但有一点必须澄清的是，作为政治自由主义的诞生故事里，除了确定自主自决自治的原则之外，政治自由主义作为新型的权力，他的敌人仅仅是暴政与专制，这种权力之外不产出任何东西。不可能存在负责一切并承担一切的自由主义，就其政治涵义而言，因此作为信念的自由自身恰恰是种族奴隶制、殖民主义的终结者。

　　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是否应该为贯穿在《自由主义批判史》中的黑奴境况、美洲原住民的灭绝以及19世纪的劳工待遇承担责任，这是一个惊悚而又令人疑惑的问题。因为自由主义从诞生之初，并没有承诺要消除人间的一切的罪恶与不公，自由主义总是伴随着这些刺目的伤痛和悲愤，并试图将矛盾与冲突移交到司法体系中，予以缓解和疏导。而作为抽象自由的实体概念权利一旦深入人心，人们会以更加慎重的态度来处理、调试与权衡特殊利益之间的矛盾，因为权利的概念是普遍性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国父们在宾夕法尼亚的制宪会议必须隐秘地进行，并将废奴议题写进了宪法章程，政治创制与政治实践就这样在心智的门内与门外展开了。在历史的现场，政治智慧需要小心权衡风险问题，如果奴隶起义不是新生国家的最大威胁，那么奴隶制，在德·托克维尔和汉娜·阿伦特这样的政治思想家看来就不属于政治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当《独立宣言》向全世界宣告：人生而平等，那么当时在场的奴隶主的耳朵是否就有风暴穿过，这是政治剧目最诡秘的时刻。如霍布斯在其《利维坦》中题词所言：我内心最强烈的激情就是恐惧，而免于恐惧的政治出路只能是建立起保障自然权利的世俗国家，其由恐惧所激发的悲剧诗学的革命性因子如何保持在道德审慎之中，这恰恰是政治学最难处理的议题。

　　契约论看起来只活在书本与人们的心智生活里，而事实却是：1588年荷兰人创立了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百年之后的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1776年美国革命，自由人的共同体在政治体制上宣告君主专制的终结，洛苏尔多称之为自由主义的三次革命，其光芒自不待言。但是这三个伟大的现代国家即自由人的共同体，恰恰是以反自由的侵犯、剥夺和排斥行为，支撑起他们的胜利，即共同携带着殖民扩张、蓄奴的污点和劣迹，《自由主义批判史》对此要反攻倒算的是，与自由主义起源故事相伴随的，是良心的沉默、道德的软弱以及心智的褊狭。和这样的责问相关的就是自由主义理论导师们的思想和言论，在信念与事实之间，自我理解以及自我辩护如何成为可能？他们包括格劳修斯、洛克、托克维尔、孟德斯鸠乃至阿伦特。再者，洛苏尔多一直将启蒙思想家最喜欢使用的词汇即人类或者每一个人，这样全称判断的代词理解为，在说出的那一刻就应该与事实完全相符。

　　混淆观点

　　指责托克维尔关于殖民事实和蓄奴制的言论

　　该书中引用最多的就是托克维尔面对殖民事实和蓄奴制的言论，重要集中在那本著名的《论美国民主》绪论第十八章：居住在美国疆土上的三个种族的现状及其可能出现的未来。洛苏尔多全然不顾作者的上下文，断章取义地摘取托克维尔的言论，指责这位自由主义最坚定的拥护者，将殖民者与土族划定在文明与野蛮的对立之中。那么托克维尔说的“野蛮”是什么呢？他是在一个更宽泛的历史意义上使用这对概念的，比如罗马帝国时期的北方蛮族，以及与中华文明相对的蒙古人。冲突的结果总是“野蛮人把文明人请进他们的宫殿，而文明人则对野蛮人开放他们的学校”，武力征服之后必须依赖文明进行统治。那么印第安人是一个怎样的状况呢？毕竟托克维尔的足迹曾印在这片新生的国土上，他遇见过印第安人，与他们接触过，并在这个章节中，记录下了对这些相遇的所感所思：文明人在追逐印第安人，前者因内心的贪婪使用各种诡计攫取后者天然拥有的大片土地，而印第安人呢，他们对所有权不感兴趣，他们只对野兽的声音和踪迹保持敏感，他们在追逐动物以维持温饱。“当拥有物质力量的一方同时也具有智力优势时，则被征服的一方很少能够走向文明，他们不是后退便是灭亡。”当然以今天人类学家的眼光来看，这是理性主义的自大与狂妄。理性主义者往往显现为现实利益的拥护者，一切在一种功利主义的算计中保持利益最大化，就具备了一种天然的正当性，获利就是最高的善，这也是我们所熟悉的源自19世纪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

　　而蓄奴制则涉及更复杂的历史与制度问题，托克维尔从来没有为这个罪恶的制度辩护，他只不过以一种带有勤俭的清教色彩的笔触，来描述他观察的黑人，他们懒散，迟钝，而与之相辅相成的南方庄园主即奴隶主，他们轻视劳动，享受基于特殊经济作物所带来的特殊的经济利益，他们情愿终生负担奴隶的吃穿住，也不愿意向北方人那样以货币来购买劳动力，他们身上残存着老贵族的习气。托克维尔基于一种平实观察者视角，描述了蓄奴制以及废奴制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和困境，他的结论是废除奴隶制之后，黑人迎来的会是更悲惨的处境，自由之身会沦陷于白人世界更可怕的隔离与歧视之中。托克维尔的预言没错，但历史的进程，或者自由主义艰险幽微的实践恰恰在此，历史知识告诉人们：废奴制以及更晚的民权运动的驱动力来自宗教，是亨利·克拉克·赖特以及马丁·路德金这样的伟大牧师，在自由平等的严酷战场，显示出了一种惊人的力量。当然检阅这样的历史，人们还须记取的是：19世纪前后逐渐壮大的中产阶级力量，对平权运动的积极回应也有重要关联，而这个阶层正是从工商业文明，也就是哈耶克所说的财富智慧所积淀的自由信仰中诞生的人群，无一例外都是普遍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

　　但是历史的缺憾总是这样，并没有让人类学的知识在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来挽救文明样态的多元性，当然多元性恰恰是我们今天握在手里的一种自由主义立场——就宽泛意义的自由而言。与托克维尔的同时代人，或者说被自由主义碰巧遇上的是另外一种人类学，这就是达尔文主义和斯宾塞的进化论。因此，在19世纪，自由主义与历史主义交织，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财富，让当时的人们沉浸在进步与发展的高亢之中。

　　（下转B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