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文学色彩过浓的“录音机”

　　如何避免贫穷研究中最常见的两个问题——“过于悲情，过于冷酷”，是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在其著作《桑切斯的孩子们——一个墨西哥家庭的自传》导言中开门见山提出的命题，刘易斯为自身对这一命题找到的研究和写作方法无疑十分自信，他认为该书采用的“多人自传体的方法也易于减少调查者的偏见”，“希望这样的方法能同时带给读者情感上的满足和理解”。

　　这部家庭自传以一个墨西哥贫困阶层家庭为研究对象，通过父亲赫苏斯·桑切斯及其四个孩子，交替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所组成，在整个讲述与记述过程中，作为观察者的作者从未出场，也未加任何评论，在似乎是全然隐去第三方视角的情境中，五位家庭成员对自己所经历的事件和各自的精神现实交替讲述，产生了迷人的镜像效果。

　　“让穷人为自己说话”作为刘易斯的写作题旨，使得这个来自贫民窟的底层叙事，以丰富的细节和生动的口述形式呈现出来，可贵在于，人物之间的对照和呼应，让这个包含了生存苦痛与恐惧、幻想破灭、日常停滞等主题的普通人的故事，充满文学张力，尤其，借助讲述者优异的观察和表达力，该书对人物心理微妙层次的揭示和人性复杂性的呈现，极富纵深感与修辞变化的层次感，让人产生正在阅读一部虚构之作的沉迷。

　　对这本书的疑惑和失望，正来自这一良好的阅读感，在不知不觉为五人叙述的语言织体所产生的阅读期待引导之时，不免会产生疑问——究竟研究者欲通过故事的讲述，将问题引向何处？自传中文学色彩过浓的叙述，是否会消解贫穷研究的严肃性和问题的客观性？

　　研究样本的普遍性令人怀疑

　　“让穷人为自己说话”所呈现的语言活力和被扩宽的历史视野，让这部家庭自传在1961年问世后，很快成为轰动一时的畅销书，赞誉和争议纷至沓来，关于争议，集中在文学性与人类学研究的价值界限，以及研究者的研究方法过于简单化两个方面。

　　刘易斯对桑切斯家庭的研究，始于1956年一项传统的人类学田野考察项目，即农村移民流向墨西哥城的后续研究。起初，桑切斯的家庭只是刘易斯选作卡萨－格兰德研究对象的七十一个家庭中随机选择的样本之一，但经过持续六个月的四次深度采访，刘易斯意识到，“单这一个家庭就足以印证墨西哥下层社会所存在的很多社会问题和心理问题。”

　　诚如保罗·汤普逊关于口述史的论述所言，“历史证据可以从下等人、无特权者和失败者的口中说出来。口述史可以更现实、更公平地重构过去，可以向既定的记述提出挑战。只要这样做，口述史就可以使整个历史的社会使命具有某些激进的意涵。”这部家庭自传的原始资料是这五个家庭成员的口述录音，刘易斯将它们从音频转为文字结集而成，也因此他曾被诟病为只是充当了一台“录音机”。

　　刘易斯在此书的导言中，对可能产生的争议做了预设性说明，可谓周全、老到，大到研究和写作的方法，小至受访者的语言能力，都有所交代，然而，疑点和种种查漏补缺的努力，或许可以窥看作者心知肚明的症结。

　　在这部普通人讲自己经历的书中，人物叙述的语调，感性、绵长，引人沉迷，闪现其间的独特修辞，也不乏机趣：“她的外表像个套着蓝布、插在白色蛋糕上的甜玩偶，但里边其实一点都不含糖。” 这是在刘易斯看来最善表达的家庭成员康素爱萝对妹妹玛塔的描述，类似“甜玩偶”这样的比喻，可爱至极；康素爱萝讲哥哥曼努埃尔：“他双眼只瞪着苍穹里闪烁的小星星，想方设法抓到一颗之后，就坐在旷野里把玩着，直至闪烁的星光消失殆尽。然后，他会扔掉死去的星星，任其在空中飘荡，再无可救药地继续追逐其他星星。”康素爱萝在叙述成长经历和评述他人时表现出来的语言概括力，让人吃惊，为故事增色不少。

　　不加评论的交叉叙述是作者有意为之，作为人类学者，刘易斯放弃外部观察的角度，采取一种看上去更为“文学性”的叙事方式。尽管刘易斯在导言中对人物言辞的精彩程度做过说明：“不管是农民还是贫民窟的居民，墨西哥人说话的流畅性和遣词造句令我印象深刻”，但仍然不免让人对研究者所选择的样本的普遍性意义产生怀疑，或者说，当你回到对一本人类学研究著作的阅读期待时，难免会期望作者在让人目眩的修辞面前，有所节制、提高语言的性价比，而不是被冗余、循环的叙述枝节带着走，如此才能避免故事性障碍或遮蔽了对贫穷问题的有效探索。

　　冗余细节的堆叠带来叙事停滞

　　“只进行剪辑”和“未加批评地利用受访者的讲述”，是这部家庭自传饱受争议的焦点所在，批评者哈德威克称刘易斯的角色是“一个电影导演，用一些形象和场景，赋予现实流以形式和意义，从而制作成一部连贯的戏剧。”

　　在导言中，刘易斯直白地将自己的著述界定为“介于小说和人类学报告”之间，是一种“民族志现实主义”。有趣的巧合在于，这部以心理、文化为研究主旨的家庭自传出版之初，人类学领域对“田野民族志”的研究方法的反思已经开始，以人类学经典论文集《写文化：民族的诗学与政治学》发表为标志，人类学家纷纷反思田野民族志表述的科学性，其中指向最为明确的便是对民族志写作中被遮蔽的“文学性”的揭示。

　　全方位、多角度的讲述，的确有助于增强阅读感，但让人失望之处，也正在于此：为了显现贫困处境中人的精神现实，真的需要这么多细节的铺陈吗？例如，为实现桑切斯的四个孩子对同一事件的互动，而重复出现的无谓追问，许多对甲的成长重要的事件，未必需要对乙也有等量的意义。所以，当叙述陷于绵绵的细节之中，不免感到大量无效信息的叠加，早已偏离人类学研究、写作的主要任务，甚至带来一种叙事的停滞感。

　　“文化”研究对真实问题的遮蔽

　　从“文化”角度考察贫穷问题，并非新颖的角度，就引发共鸣和凸显人类学者的悲悯情怀的意义而言，谈论“文化”无疑是研究贫穷问题的一种便捷的方式，刘易斯希望通过这个墨西哥家庭“印证墨西哥下层社会中所存在的很多社会问题和心理问题”，同时“提出跨越宗教、城乡、国家的界限，去发掘‘贫穷文化’的共性结构的理念。”

　　“贫穷文化”反映在个人心理和行为层面的依据是，“没有实现规划的意志力。我既没有坚守，也没有追求”，如曼努埃尔所言，“在我看来，有一只神秘的手在操控着所有人的命运，这只手能够搬动一切。只有精英们才能随心所愿，像我们这种天生吃玉米面团的人，老天安排给我们的就只有玉米面团。我们算来算去，可根本摆脱不掉”，从社会性的角度看，贫穷者则处于碎片化的状态。

　　如果以“解释和说明人的真实处境、启示人的觉醒成为责任”为贫穷研究的旨归，那么在面对社会结构失衡、贫富分化加剧、由分配不公所致的矛盾显化的现实面前，人类学者在关于贫困的研究中，引入对权力关系的解析和政治视角，是必要的方法和重要的阐释路径，贫困者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什么位置？这样的位置如何塑造他们的行为和精神，对其处境有怎样的深层影响？哪些因素或力量阻碍他们改变现实的可能？作为人类学者，即使不能对这些问题做出科学的解释，也应当自觉避免以“文化”描述遮蔽未完成的命题。

　　□书评人 苏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