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自由主义，因为它背叛了自由？(2)

　　（上接B10版）

　　首先是自由存在，不管是精神的还是制度的，激进的保守的也好，才有可能真诚面对政治的古老的箴言：与他人一道，在合理的制度中追求共同的善。

　　《自由主义批判史》

　　作者：（意）多米尼克·洛苏尔多

　　版本：商务印书馆2014年3月

　　在政治术语和学者的论著里，自由主义是世界历史中一种积极的力量；自由的社会可能曾容忍了一些罪恶，但那只是实现普遍自由过程中的偶然产物。洛苏尔多反对此种说法，他揭示了自由主义的内在矛盾：它是一种无力践履自身理想的意识形态。本书中，他以批判柏克、洛克、孟德斯鸠、富兰克林、杰斐逊等自由主义先驱开篇，指出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哲学立场和意识形态，自始就与奴隶制、殖民主义、种族灭绝、种族主义和势利眼之类最反自由的政治行为密切相关。

　　联系牵强

　　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并无直接关联

　　洛苏尔多将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有关帝国扩张与种族主义的内容，解读为极权主义的原因，认为“优等种族民主”和“统治种族”范畴的出现，“不仅是作为整体的集中营体系，而且是个别的极权体制已开始形成。”而脱胎于上述三次革命的自由国家身上，就携带着扩张与种族统治这两个可耻的污迹，于是洛苏尔多大胆地将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建立起逻辑关联。的确，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阿伦特列下了这样的标题：“英国人的权利”与人权，但是她小心甄别了种族优越论与真正的政治思想之间的区别，前者其实并不关心政治，他们只不过以此作为某种便利工具，为扩张攫取实际利益服务。激励这种勇往直前的扩张行为，那种征服者的骄傲，恰恰是达尔文优胜劣汰的进化论。受进化论推波助澜的种族优越观只能激化政治冲突，而并不产生任何有益的政治思想。但与种族优越论切近的民族自豪感的另一个来源就是政治性的，像英国人那样，不放弃启蒙以来的大写的普遍的人的观念，在政治实践中往往会以人类保护者的面目出现，这样带有政治意味的意图必须借助自由人共同体的原始因素，比如土地和血缘，来凝聚起主权疆域之外的统治力量，统治并传播某种文明法则。因此，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没有任何直接关联，在他们中间也许存在着无数的主义，在历史的情感、意志上发挥效用。

　　其实，阿伦特最为警惕的正是人们很容易将《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谈到的问题，直接理解为极权主义的发生原因。在伊丽莎白·杨-布鲁尔所著的《爱这个世界——阿伦特传》里，记录了阿伦特未曾发表过的一次讲座内容，涉及《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二版的修订内容。阿伦特强调自己的起源研究方法的现象学传统，即起源处的各种构成性因素并不一定直接导致极权的结果，其关系不是逻辑性的，而是说极权主义如果是一个事件或现象，从其自身内部测量时间的话，历史的历史性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而未来则是现在完成时的，过去就成了正在进行时。

　　从未声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者的阿伦特，也被洛苏尔多作为反自由的反面言论，可能因为阿伦特是美国革命最精湛的理论辩护者。洛苏尔多引用了阿伦特在《论革命》中的原话，认为她面对罪恶的奴隶制，也存在一种智识上的模糊面目。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就是，美国革命既然向世界宣告一个自由政治秩序的诞生，那么当时的立国者们为什么对奴隶制持有一种暧昧不清的态度？阿伦特的回答是，这种态度上的漠然并不意味着实际上的良心沉默。《论革命》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就是，将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严格地区分开来，政治自由要处理的核心问题是，一种怎样的制度规划，能够让人显现于公共空间，让个体生命从相互隔绝与无动于衷的状态走出来，彼此相遇聚集，这聚集的力量被阿伦特称为权力，权力在这一刻给所有人带来光明。因此，基于情感层面的同情与怜悯，往往很容易被外显的困苦所激发，这里没有任何政治内涵，但这种强烈的情感会煽动其政治激情。政治的发生一定依赖激情，但仅有激情，没有理智的冷静与更宽广的深思熟虑所形成的政治判断，这种激情本身就会带来灾难。尽管阿伦特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有所偏颇，但她对美国革命的理论辨析，已经让自由的信念成了无可辩驳的神圣理性。

　　夸大不足

　　关闭了自由主义历史批判的路径

　　至此，洛苏尔多所罗列的自由主义第三宗罪，即“阶级压迫”已经跃入一个新时代的新问题了，正如马克思所言，奴隶并非天生是奴隶，而是在买卖行为中产生的，一种普世化的生产关系如何变成了最可耻的压迫，马克思的术语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政权”。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奴隶制不复存在，现在，的确如洛苏尔多所言的，自由人共同体内部的剧烈冲突展开了，在法国，工人起义频繁爆发。洛苏尔多写道：“对于当时的自由主义来说，毫无疑问的是财产权面临的风险使得政变合法化了。”

　　接着洛苏尔多罗列的一系列自由主义者——主要代表依然是德·托克维尔，面对财产累进税是否保留、议会席位是否扩大以及挑战法律程序的暴动等相关事件的态度，都持有激烈的反对立场；让他最不能忍受的是如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得知工会罢工抗议时，竟使用了“射杀”这个字眼；自由主义者更令人不齿的是，当他们得知意大利法西斯这样的政治势力是确保财产所有权、痛斥累进所得税制式乃合法偷盗行为，如米塞斯这样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竟给予法西斯主义明里暗里的言论支持。

　　在此，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令人不安的首先还不是逻辑性的错误，因为支持一种经济制度与支持法西斯肯定是两个概念，更为令人迷惑的是，作为黑格尔研究专家，洛苏尔多曾根据黑格尔的《权利哲学原理》（汉译通行本《法哲学原理》），写过一本《黑格尔与现代人的自由》一书，把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批判从其绝对精神的演绎环节中抽取出来，变成了纯粹的政治问题，但黑格尔强调：正是市民社会强化了自由人的自我意识，冲突是自由的一种表现。如果不在马克思主义的谱系里来思考19世纪出现的劳资冲突，那么我们就应该回到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逻辑辨析，即经验如何显示为一种权利制度的逻辑运行模式。黑格尔将市民社会，即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人共同体内部的冲突，理解为一种特殊利益与另一种特殊利益的冲突。而这个冲突发生的根源，恰恰援引的是由自由主义政治的国家承诺，即在人间事务中所确立的普遍的自由意志，就现实而言就是被启蒙了的自身利益。

　　但是洛苏尔多把自由主义者关于抵抗行为的暴力性、与财产权密切相关的社会主义思潮及实践、议会政治的参与权等问题的反应，笼统地解释为自由主义针对自由的背叛，显然有些夸大其词。另外一种智识困局正如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Jennifer Pitts指出：如果洛苏尔多将自由主义与种族主义、极权主义摆放在一起，这样就已经关闭了对自由主义历史进行批判的丰富路径。因为当自由主义的政治革命完成之后，统治依然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矛盾与冲突，这时候的自由主义就以秩序与法制为由，显现出了其保守的面目，因为秩序和法制更多的时候是官僚体制的遮羞布。被送入正当程序的权力统治，不会改变其马基雅维利意义上的强硬属性。思想家只能在事实、事实造成的结果中来小心甄别抵抗的正当性，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就是，革命或多或少都具有暴力性，但暴力绝不等于革命。而继续革命，如果从抵抗的激进的民主逻辑来看，生活世界中的政治抵抗，已经超出了洛苏尔多所检视的自由主义历史，因为他没有涉及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世界的文化革命。在20世纪60年代的这股新左翼浪潮之中，自由依然是占据人们心灵之中最耀眼的字眼。

　　就自由主义观念史自身的演化历程来看，自由主义理论宗师康德所关心的道德哲学有一个不言自明的权利基础，与现代人的形式自由相对应，在今天依然是我们思考自由最值得信赖的精神资源。而在这个哲学前提之下，革命可能会吞噬她的儿女，但自由主义尽管面目混杂，无论怎样依然是普遍权利的坚定守护者。就政治而言，今天的各种意识形态立场必须面对自由主义说话，才能自由地去抗辩质询：谁的权利？何种正当性？因为人不可能在一种无自由的状态中来反对自由主义，简单地说，也只有在政治自由的条件之下，反对自由主义的思想依然受到自由权利的捍卫。

　　首先是自由存在，不管是精神的还是制度的，激进的保守的也好，才有可能真诚面对政治的古老的箴言：与他人一道，在合理的制度中追求共同的善。

　　【延伸】

　　《黑格尔与现代人的自由》

　　作者：（意）多米尼克·洛苏尔多

　　版本：吉林出版集团

　　2008年12月

　　现代社会是一个大规模异质人群聚居的社会，是一个复杂社会。黑格尔所反思的正是这个复杂的社会：如何让所有的社会阶层，如何让每一个人的自由都能够得到现实的实现？自由概念与平等概念之间有着怎样微妙的张力？作为国际著名的黑格尔哲学研究专家，多米尼克·洛苏尔多在本书中试图证明，黑格尔的理论恰恰是现代人的自由的真正坚定的捍卫者。

　　□张念（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