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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诗人群像:他们在流水线写诗

2015年02月14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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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邬霞

  邬霞是服装厂女工,小时候是留守儿童,她14岁开始打工,跟她妈妈去了同一家工厂,她把自己的年龄改大,妈妈把自己的年龄改小,为了可以互相照顾。这个热爱吊带裙的姑娘现在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尽管收入不多,但她有一衣柜的吊带裙。

  我要先把吊带熨平

  挂在你肩上不会勒疼你

  然后从腰身开始熨起

  多么可爱的腰身

  可以安放一只白净的手

  林荫道上

  轻抚一种安静的爱情

  ——邬霞 《吊带裙》

  本雅明在《论历史的概念》一文中说:“纪念无名之辈比纪念名人难得多,历史的建构就是要致力于那些无名之辈的铭记。”而读《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藏》中这些无名之辈的书写,看同名纪录片拍下的影像,我们大致能看到这些无名之辈所导向的历史瞬间。

  如果你在大街上邂逅他们,你绝对想象不到这些动人的诗篇出自他们的手。就像穿着隐身衣一样,这些诗人们隐匿在中国制造工业的褶皱中,在各个流水线车间、矿山、工地的不同工种间。他们有巷道爆破工陈年喜、酿酒工人绳子、失业不久的薄膜厂流水线工人乌鸟鸟、炼钢厂工人田力、铁路工人魏国松、建筑工人铁骨、农闲时的锅炉工白庆国、十四岁就开始打工的服装厂女工邬霞、羽绒服厂的填鸭毛工彝族小伙吉克阿优、在大地深处工作了近三十年的煤矿工人老井,以及2014年坠楼辞世的富士康工人许立志……他们携带着各自不同的乡音、经验、语言风格,也讲述了不同的命运故事。他们身后,是中国3.1亿的中国工人/农民工在转型期中国的境遇。

  田力

  来自辽宁鞍钢的田力是个有三十多年工龄的老工人。曾经做过有轨电车售票员、钢铁质量检查员,现在炼钢厂做三倒班的前线操作工人。他说,作为工人,也曾经有过自己的荣光,当年人民币五元的票面就是炼钢工人,两元的票面是车床工人,五毛的票面是纺织工人。“其实工厂是有心跳的。”田力说,“同一个饭缸里舀饭,同一个澡堂里洗澡,一代一代的人,在工厂里,从年轻到苍老,从苍老,到消亡,他们祈盼什么,他们喜欢什么?他们讨厌什么?他们的工资是如何一分一角地花掉,他们是不是劳动之余,也需要别样的诗意的生活?”他自己也在考虑,以工厂为背景的写作还有没有前途,徘徊和彷徨以后遇到的窘境是不是仍然难以逾越?

  我下班途经一片楼群

  见到两个耄耋老人深情地

  谈论他们的工厂

  他们的工厂已经消失了,永远消失了

  但他们仍用拐杖

  时不时颤巍巍指指那个方向

  ——田力 《二月二十五日,下班途中》

  吉克阿优

  彝族小伙子吉克阿优出生于大凉山,2000年之后才开始学习中文,如今已经写出了一部名为《打工的彝人》的诗集,以及长篇小说《索玛花》。他的工作,是浙江嘉兴一家服装厂的充绒工。

  “没有写诗的条件和空间,前些年,我只能在工厂的夹缝中偷偷摸摸地写着。有时,工厂领导来了,我就把诗稿塞进鸭毛堆里,或者是把诗稿贴在缝纫机上或烫台上疯狂地‘创作’。在机器运转时的咆哮声中,灵感来了,抽出衣片上样板纸叠合起来,踩上一道缝纫线,密密麻麻地写上我的苦与乐,劳累和收获。”阿优说,如果问他这两年有什么收获,那么他会不假思索地告诉你,他得到了两大回报——诗歌和呼吸道疾病!

  吉克阿优有一首诗叫《彝年》,他写:“墙头的仙人掌,像彝寨一样艰难地活着/保留着我童年的刺、阿妈亡故的刺”。拍纪录片,摄制组到了阿优大凉山的家,院墙上长着一米多高的仙人掌让人惊讶。吉克阿优最后写“我谎称自己仍然是彝人,谎称晚辈都已到齐,/但愿先祖还在,还认得我们穿过的旧衣”。彝族人过年有反诅咒的仪式,必须所有子孙到齐才能做这个仪式,而现在外出打工,走的走、散的散,不可能到齐了,有一个替代的办法就是谁不在,就放一件他的衣服代替他,但总会错过那么几个人,他们的反诅咒仪式也越做越少。

  陈年喜

  像老井在一个矿上一干二十多年不一样,巷道爆破工陈年喜在一个矿上最长时间就干一年。大型矿业公司会把开矿业务承包给下面,只负责进度不负责工伤保险,生死自理。他们的工作是像攀岩一样攀到某个地方,然后再装炸药开采。

  答应了秦晓宇他们拍纪录片,陈年喜因为这个事被工作的矿上追查,给开除了。

  去陈年喜家拍片子的时候,秦晓宇描述了一件事:走进陈年喜的小屋子,看到一个梳妆镜,上面是心形的玻璃,里面

  有一个他们夫妻1997年的结婚照,不知道哪年进水了,都是水渍,照片里的人显得有点沧桑,在照片的右下角,压了一首发表在1997年的一本日历上的诗,题目叫《爱人》,最后三行他写的是:

  “我水银一样的爱人,

  今夜我马放南山,绕开死亡,

  在白雪之上为你写下绝世的诗行”

  这是陈年喜写给他妻子的一首诗。他指了指旁边的枕巾,告诉秦晓宇那是他结婚时候的枕巾,也用了17年了。

  老井

  老井说自己对诗歌的挚爱之情“奢侈而又残酷”,无数的时间里,这位安徽潘北矿的井下机电检修工躲在地心深处,艰苦卓绝地扒煤,含辛茹苦地写作。去年,在《诗刊》组织的一次诗歌朗诵中,他和余秀华同行,在人民大学参加了诗歌朗诵。几个月后,余秀华红遍大江南北。

  在摄制组的眼中,老井是个极谦和的人,爱家,他曾写诗说,“家就是我的桃花源。”有人过来拍纪录片,他妻子说:“我第一次认识到他原来这么厉害。”

  老井这样描述自己写诗的初衷:“当我一个人第一次在负八百米地心深处小坐时,我悄悄地关上了头顶的那盏流萤般微亮的矿灯,在此时我会感到周围的黑暗像无形的坦克那样碾轧过来,举目四望,我还会悲哀地发现:我鲜活的身躯和四周许多死寂的物体一样,皆是暗淡无光的。从那时开始我就给自己制定了一生中的最大目标:竭尽全力地去创造出一些比我这个臭肉身更明亮、更高贵的东西来,仅此而已!”

  老井已经在井下工作了二十多年。每天4点多起床,5点多下井,三班倒,下井走到了自己的工作面,走路得走将近一个小时。

  “1995年6月淮南谢一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时我正上早班,从几十里外的家里往单位赶,大约是五点,经过谢一矿矿门口,当时看那里站了许多的人,我心里咯噔一下,忙下车问,一位上夜班的老工人告诉我,某某工作面瓦斯爆炸了,可能伤了不少人。父老乡亲们脸上想要流泪却流不出的焦灼表情,刺痛了我的心,我下定决心一定要为我们的矿工多写一些东西。”这首诗写出来了,就叫《矿难遗址》。

  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昶伟

  本版图片 大象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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