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识中构建历史认知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学者间的冷静的研究，首先从学术上厘清历史事实，交换关于历史认识的意见，分析历史认识的差异与问题，以缓解围绕历史问题的对立情绪，增进两国的交流，加深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步平、北冈伸一主编的这本《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共2册）》是自2006年12月开始，历时三年于2010年1月公布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第一阶段的研究报告，是中日两国历史学者第一次根据政府间协议共同进行历史研究的成果。

　　共同研究历史,是历史上发生不愉快国家，解决分歧，弥合伤痕的方法之一，目前欧洲的德国与法国,德国与波兰，亚洲的日本与韩国，日本与中国等均开始尝试这一方法，有些已经出现初步成果。本书就是中、日两国共同历史研究的尝试性成果。笔者粗略阅读之下，感觉这套研究报告还是有自己的特色。

　　中日两国自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历史问题成为障碍两国关系正常发展的症结之一，经常会出现令人不快的声音，那么双方之间历史认识分歧何在？根据步平教授的归纳有如下三点。

　　第一，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如对1931年开始日本对中国战争的性质和责任问题，只有在这一原则取得共识，双方才具备共同研究的基础，这一原则也被日本方面首席专家确认“日本学者几乎没有人否定那场战争的侵略性质”。

　　第二，对一些具体事件，因为掌握资料不同存在对事件判断的差异，这些可以通过资料交换与交流，本着一切以史料为依据,通过共同研究而使得差异逐渐缩小，认识逐渐接近。

　　第三，对历史进程或历史事件的宏观分析，双方的判断，研究方法甚至历史观都有很大差异。对于这样的分歧,可以通过交换意见，促进互相理解，但不强求一致，历史认识在相互交流与理解中有可能发生变化。

　　笔者通过阅读报告已经发现双方之间的态度变化，即日方学者理解了中方学者高度关注侵略战争对中国产生巨大伤害的原因，而且注意到尽管如此并没有使他们的学术研究流于情绪化；在日方报告涉及南京大屠杀问题上，日本学者明确承认“日军对俘虏、残兵、便衣兵，以及部分市民进行了集体屠杀，强奸、掠夺和放火事件也频繁发生”。对于牺牲人数，“在日本的研究中，以20万为上限，有4万人，2万人等各种推算”。同时日本学者也明确提出对于人数的不同说法是对虐杀(非法杀害)定义，所定地区，时期，埋葬记录，人口统计等资料验证存在差异。

　　从上述内容可以清晰看出日本学者与中国学者分歧在具体事实的认定，而不是否定事件本身。这才是分歧的原因,根据笔者了解完全否定对中国战争的侵略性质的不是日本历史学者，而是政治家、作家、战犯的后代，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论调在日本也不为学者所接受。

　　这套报告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内容是提出中日战争期间(1937-1945年)日本方面的统计数字，供国内学者，相关内容爱好者参考。从笔者了解到的情况看，战争损失在中国各个方面引发比较大的争论，数字多样化，加上情绪，使得对立双方激烈争辩，无休止地吵闹。本书日军损失所采用的是日本厚生省，靖国神社(合祀)数量给出的答案，可靠性相对较高。从卢沟桥事件到战争结束，包含中国东北部，在中国战死的日军，军属约42万人，伤病者约92万名，其中太平洋战争开始后的战死者被推定为23万名(伤病者50万名)。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军队死者约132万人名，伤者超过180万名。其中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后的战死者，伤者数字都有锐减的倾向，而共产党军队死伤者(含失踪者)被推定为超过58万人。从上述用词可以看出日方学者的严谨态度。

　　当然从严格标准看，这部报告还有不足之处。在古代史部分，有些中国学者执笔的内容并非自己最擅长的领域，个别学者甚至已经退休不在学术研究的最前沿，这就造成书稿相关章节质量不高，其中序章和中日政治，社会构造的比较作者人数过多（分别为4人和7人）一篇论文采取数人合作十分罕见，可见相关内容的中国学者缺少扎实学术积累，只能依靠多人合作，但作者多了必然出现质量不一，统稿困难。两难之间，取舍不易。另外从双方采取方法“同一题目，充分讨论，各自表述”也可看出双方之间的分歧，两国学者各自表述自己观点，整部报告还是论文合集形式，远不是完整的历史著作，当然共同历史研究仅仅进行了三年，想解决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分歧是非常艰难的，许多工作只有留待后续了。

　　中日两国之间历史是复杂的，两国学者之间分歧也是深刻的，即使除去政治化的判断和感情因素。达成共识也是困难的,两国学者创造了良好学术讨论氛围，采取互相理解，互相倾听,互相影响的方式,终于形成阶段成果，笔者期待的两国学者后续讨论，研究成果问世，为中日两国之间历史认识做新的贡献。□张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