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刘小枫谈古典教育(2)

　　（上接B09版）

　　谈引介施米特

　　网媒上出现攻击文章，真让我高兴

　　新京报：近年来，你总是引发争议，比如引介施米特就不断引起异议。前不久还有人写文章说，施米特使刚进入政治哲学的年轻人变得“杀气腾腾”，你如何看？

　　刘小枫：我引介施米特在国内学界引发的异议早已停歇多年，突然又出现一篇攻击性文章，我也觉得奇怪。但回头一想又不奇怪，因为，去年12月初，我主编的“施米特文集”第三次再版。书刚上市，网媒上就出现攻击文章，真让我高兴。“施米特文集”在2004年首次出版时，得到学界广泛接受，第二年就重印，重印后又很快断版。如果你查看一下全国大学论文网站就可以看到，自2004年以来，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涉及施米特的学术论文已经多达近四百篇，其中近百篇以施米特为题，博士论文也已经有近十部。这说明，施米特的著述是非常有分量的学术遗产。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有法学界的朋友告诉我，如今我国宪法学界出了一个“政治宪法学派”，化用的就是施米特的宪法学说。凡此可见，施米特的学术思想在我国学界得到相当程度的接受。施米特以批判自由主义的议会民主制闻名于世，他的论著在我国学界广为传播，自由派知识人对我恨入骨髓，只说明他们在学术上还欠缺从容心态……急什么呢，慢慢看书吧。

　　新京报：对于攻击文章的出现，你说高兴主要是因为？

　　刘小枫：20世纪的西方史学泰斗莫米里亚诺说过，当代西方学界一直有个怪癖，那就是用各种学者的八卦代替对他的学术评价，比如用谈论古史家霍斯曼（Housman）的同性恋倾向代替对他校勘疑难古书所取得的成就的评价，用谈论古典学家维拉莫维茨（Wilamowitz）与其岳父蒙森（Mommsen）的乖张关系代替对他就古希腊典籍所做的杰出识读的评价，用批评迈耶尔（Eduard Meyer）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政治立场代替对他在识读埃及大象岛出土的莎草纸古籍显出的出色功夫的评价。同样，施米特的学术著述绝大多数写于1933年之前和1936年之后，一些西方学者只会拿施米特在1933年至1936年期间的事情说事。而且，即便在说这件事情时，也毫无学术水准可言。比如，纳粹政权从未封过施米特“桂冠法学家”，这个名称是当年流亡瑞士的反纳粹人士用来挖苦施米特的，意思是，施米特在纳粹上台前是个众所周知的反纳粹分子，但纳粹上台后又与纳粹政权合作，于是用这个名称来讽刺他。这件事情本身表明，施米特在1933年至1936年的政治参与是非常复杂的事情，值得研究，即为什么施米特在纳粹上台前公开主张对纳粹党施行党禁，纳粹上台后又与纳粹合作，3年后又被纳粹解职，还差点儿被送进集中营？这本来可以是我们借以认识历史问题复杂性的一个很好的个案，我们却宁愿让自己脑筋简单。译介施米特会受到攻击，不外乎因为施米特揪住了自由主义政治学的软肋，自由派知识人坐不住合情合理。

　　一方面，“施米特文集”卖得很好，另一方面，自由派知识人又不断攻击我，两相比较，表明只习惯“政治正确”而不习惯思考问题的知识人毕竟是极少数，认真读书想问题的知识人是大多数。这些极少数人害怕大多数读书人读施米特，所以，“施米特文集”第三次重印，有人发网文攻击，我感到高兴，因为这证明我做得正确。

　　谈引介施特劳斯

　　西方自由派学人有如当年的共产国际

　　新京报：你引介施特劳斯也引发争议，比如有人说你大力译介“施派”的古典解读是误导读书人。

　　刘小枫：12年前，我写过一篇论文，比较海德格尔、德里达和施特劳斯对同一篇柏拉图对话《斐德若》的解读。通过比较我得出这样的结论，施特劳斯的古典解读有一个基本特色，那就是注重体会古典作品自身所传达的高贵德性，从而是怀瑾握瑜的解读。这种对古典的态度明显比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解释学式解读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式解读端正。所谓“施派”的古典解读，就是追仿施特劳斯本人怀瑾握瑜的解读。我们大力译介“施派”的古典解读也是要追仿怀瑾握瑜的阅读德性，正大光明，有什么不对？你提到“有人说”译介“施派”的古典解读就是“误导读书人”，如果真有那么回事，你就不妨请“有人”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写篇见功夫的论文具体指出施特劳斯的经典解读问题在哪里，就像我指出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的问题在哪里，摆事实讲道理嘛，让学界广大同仁一起来探讨。天底下“读书人”那么多，他们都有自己的脑子，没那么容易被“误导”吧？8年前，我写过一篇论文，评一个时髦的西方人类学家的古典解读，指出他把古传经典当一堆社会科学史料，拿来为人类学式的欲望做辅料，这篇文章顺便还梳理了西方人类学式的古典学的来龙去脉。北大人类学系的王铭铭教授无意中看到了，不仅没攻击我冒犯了他的学科，还把文章要去收在他编的一个文集里，让他的同行们看。

　　新京报：这些质疑声得分两类，一类是基本上没有仔细读过甚至没有读过施特劳斯的作品，他们的质疑可以说不入流，但另一类质疑声似乎研读过施特劳斯作品，他们的质疑声反映了他们的困惑和意见。

　　刘小枫：我还没看到过有质疑者认真研读施特劳斯著述真见学问功夫的心得，据我的观察，质疑声反映的并非是什么困惑，而是在表达出自自由主义立场的政治情绪。有意思而且令人深思的是，这种情绪还是国际性的。自上世纪80年代我国学界大力译介现当代西学以来，从来没有西方的教授对我们说三道四，当我们译介施特劳斯，美国的自由主义教授马上就开始发话了，比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里拉（Mark Lilla）多年前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短评《在北京阅读施特劳斯》，传诵一时。去年的美国古典学学会年会设立了一个“古典学在中国”的专题，芝加哥大学古典系的一位教授提交了专题论文，与里拉在多年前的品评遥相呼应，其学术水准如何，扫两眼就知道。去年9月，台湾东吴大学与台湾“中研院”联合举办了一个题为“中文世界的施米特与施特劳斯”的国际学术会议，这个会议的基调是自由主义派学人济济一堂，共同声讨我引介施米特和施特劳斯。有个中文名叫马凯之的德国教授宣读了一篇题为“现代、专制和危机：施特劳斯在中国”的论文，声称自己与“中国的施特劳斯学派”有过亲身接触。这位长期在台湾任教的德国教授从我的著述中搜集了种种只言片语，然后对我进行政治性的“诛心”批判。他承袭民主与专制的政治二元区分，把施特劳斯学派定性为支持专制，由此得出这样的逻辑结论：刘小枫引介施特劳斯等于支持专制。这位德国教授不惜在论文中捕风捉影，造谣中伤，臆断我主持的翻译乃至参与重大高研院建设与“出事”的政治人物有秘密勾连。一个德国教授为文下作到如此地步，创下近年来谤文之耻的历史新高。在台湾的政治语境中，他的做法当然会获得喝彩。遗憾的是，他最终证明的仅仅是他自己身上有一股子自由民主的政治习气。这种习气使得即便是开放的社会也无法确保思想的内在自由，反倒让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自由蒙羞。其实，如果他真有学问功夫的话，认真读读我的《设计共和》，批判起来档次会高很多。从里拉到马凯之让我们看到，西方自由派学人有如当年的共产国际，是一个国际联盟，哪里出现辨析自由民主的声音，他们就奔向哪里去制止。

　　B08-B10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