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逸文：请叫我“北京人”

　　2014年感恩节时，奥巴马和两个女儿买了14本书作为圣诞前夕的礼物，其中有一本就是《纽约客》前驻华记者欧逸文的《Age of Ambition》（《野心时代》），促使奥巴马购买本书的原因之一，大概与之刚刚获得2014年美国国家图书奖的非小说类奖项不无关系。

　　事实上，欧逸文以及他的这本书，都和中国有着紧密的联系，去年12月中旬在华盛顿举行的一场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会上，我见到了作为嘉宾出席的欧逸文。想要和他再多聊聊，但似乎没那么容易，他的周围总会有人围上来问他不同的问题，还有几个女孩排着队等着和他签名合影。欧逸文很忙，忙到彼时答应的采访却因为圣诞节、新年期间他的休假一直拖后，等到约他补拍照片时，他又已经出差离去。有时候不禁会想，忙碌的欧逸文和忙碌的中国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

　　书写普通人的故事

　　新京报：读你的书时，感觉很复杂。你把中国在飞速发展中发生的事情肢解出一个一个的鲜活的个体描述，里面提到的很多事件是我做记者时亲身经历的。

　　欧逸文：是，就像你在美国和我提到种族问题时，我也会觉得尴尬。但是，如果记者不说出来，就没有机会变得更好。我大学本科在哈佛学的中文和历史，做记者之前，在北京学习过中文、中国历史。因为我非常爱中国，才会花很多时间去采访和写作。在中国的八年是非常好的八年，认识了很多中国的朋友。

　　新京报：我好奇为什么一个外国人对中国会这么了解？是怎样从很多细节去发现中国的很多深层次的规律？

　　欧逸文：在写中国时，我会经常通过寻找各种人的生活讲述中国，他们有富人、普通人、学生、商人、媒体人。像唐杰，哲学系的学生，我特别感兴趣他的生活、经历和想法， 他既有特点，又要有普遍意义，反映中国这一代人的经历。书中写到的广东佛山小悦悦，胡舒立，疯狂英语的李阳，龚海燕，还有北京胡同里我的邻居，人的真实的生活组成现在的中国，他们的经历、故事正是中国正在经历的。

　　新京报：是的，你的书里很多是中国普通人的故事，官员的故事并不是很多。

　　欧逸文：我很少有采访高官的机会……但我特别感谢中国的读者，我希望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来看中国，就像一个外国作家在美国看到的是另一个角度的美国。

　　新京报：当你写这本书的时候，你有没有内心的潜在的读者？

　　欧逸文：希望不同的读者在这本书里会有不同的观点和发现，比如对于那些了解中国的读者，他们或许会更感兴趣更多微妙的细节；对于那些不了解中国的读者，广泛的话题可能会吸引他们；但是，最终，作家还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写作，去回答那些在我们脑海中出现的问题。

　　中国令全世界瞩目，重新定义宽容忍耐

　　新京报：在中国的八年，你到过中国的很多地方，哪个地方是你最喜欢的？

　　欧逸文：北京！可以叫我“北京人”（笑）虽然现在看来，拥挤、污染都是这个城市特别严重的问题，但我一直把北京看成是我的家，这个城市变化得很快，可以同时看到现代摩天大楼和老式红砖绿瓦的四合院。

　　新京报：你更喜欢哪个呢？

　　欧逸文：我还在北京的时候，为了躲开拥堵，经常要骑电动车到处跑，我就会绕开主路特意走胡同。说不定你经过的某个看似普通的胡同，这里曾经住过一个中国作家、政治家，或重要的政治历史事件在这里发生过，我特别爱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这些细节让我懂得中国。北京对我而言很特别，我在北京遇到了我的妻子。是北京让我们有缘相识与相恋。

　　新京报：你在书里提到了中国人很强的忍耐精神，为什么？而现在中国的飞速发展，这种精神仍然存在吗？

　　欧逸文：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之前饱经沧桑，贫困、战争。中国人吃苦耐劳，这是这个民族的优点，他们忍受了其他国家的人难以忍受的困难。现在国家正在强大，被全世界瞩目，他们不需要再忍受过去遭受过的不幸，他们在重新定义什么是“宽容、忍耐”的定义。

　　每个人都是独特而值得被记录的

　　新京报：你和何伟在中国拥有很多读者，你怎么理解在中国你们是这么受欢迎？

　　欧逸文：我特别喜欢何伟的作品，我是他的崇拜者，而且我们是多年的好友，但是，我们会有不同的写作方式和善于关注的话题。我们的相同点是，在中国快速发展中，我们会关注中国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这是我们工作中特别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努力地去理解中国的每个个体，而我们也能够理解。在我们看来，不能简单地将大众分类，因为每个个体都是特别的，每个人是独特而值得记录的。

　　新京报：《纽约客》有没有专门的训练纽约客的写作风格？

　　欧逸文：《纽约客》从来没有给记者正式的训练，通过学习和分析其他作家的作品，自我学习：为什么他们用了这个词？这个细节？怎么用不同的事件来讲述故事？当我学习写作时，我经常从杂志和报纸上减下了很多好的文章，然后用不同颜色的笔做笔记，反复看、琢磨、模仿，这个过程我学会了很多。我还会复印很多书上的内容，用各种颜色的笔标出来。当我看完一本书时，才发现，书就像只彩色的鸟。这个过程，我学会了很多。我写作时，最难的是怎么组织故事、文章的结构。几个月跟着一个人采访，比如韩寒、唐杰、龚海燕等，我经常会写出比采访内容多出五六倍的内容，然后，选择最好的，放弃不需要的，即使这部分是花了很多工夫。5000字的草稿，只选出了1000字，这看上去有点无情，但是，这是写出好稿子唯一的办法。

　　新京报：你说没有写作训练，但为什么还是有明显的纽约客风格？

　　欧逸文：我们的编辑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要求记者采访时得到更多更深入的信息，记者提交上来一篇稿子后，编辑会问很多的问题。基本上，纽约客的风格是准确、清晰，用对话的方式，不使用很强烈的词汇或语句干扰读者的阅读、判断。

　　新京报：你在最近的一次论坛中，提到过"slow journalism"，你自己做何理解？

　　欧逸文：是，当人们在享受互联网的发展提供快餐式的信息时， 快速地写作，博客、活跃在社交网络，浏览、转发、留言，忙于各种事务应酬，写作面临着压力。因为人们很容易讲出故事，但是，却很难进入他们的生活。所以，慢下来，走进他们的生活中， 随着时间的变化，观察他们生活的变化，尽可能地深入到他们经历的人生中。Slow journalism的另一方面是，设身处地地考虑他人，去尽量感同身受，不是评判对或错。

　　本版采写/新京报特约记者 韩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