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回的乡村：一个新闻人的回乡琐记

　　编者按：春节长假，数以亿计在城市工作的人们踏上了返乡之途。“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成为了他们共同的想法。在往返于城市和乡村的过程中，变化一直以现在进行时发生着。一方面，外出打工、经商和就业扩展了他们的视野，改变着他们的观念；另一方面，乡村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在此过程中，人们发现，他们已经无法再回到乡村。作为一个新闻人，新京报记者张弘十五年来春节期间一直往返于北京和湖北云梦的老家之间，他的观察，或将引发许多人的共鸣。

　　观念的阵痛：对知识的矛盾态度

　　对于夫妻户口仍在湖北农村的我而言，每年的春节回家，既是看望父母和亲友的必需，更是对孩子亲情的弥补。湖北省云梦县是全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县，而隔蒲镇又是云梦县人口密度最大的镇。我有一双儿女，由于北京的户籍藩篱，还没有开始上学，我们就把两个孩子托给父母在老家照看，至今已有十多年。至今我仍然记得，2000年，5岁的女儿面带与她那个年龄不相称的忧郁送我们出村，3岁的儿子意识到父母将抛下他，发出如狼嚎一般的哭喊“妈妈，我要去嘞”，并挣脱他爷爷的搂抱，跑向我和妻子。现在，女儿、儿子已在县城上高中，我们在高中附近租了房，母亲在这里为孩子做饭、洗衣。父亲舍不得他1991年修建的两层小楼，他在村里住一阵，就骑上电动车，到十几公里的县城去看望我母亲和孙女孙子。

　　对于一生都在底层生活的父母而言，后代有出息是他们最大的心愿，也是他们生活中的巨大支撑。我和弟弟供职于媒体，曾让父亲在村里扬眉吐气过一阵。1949年出生的父亲早年迷恋文学，并有作品发表。他曾对我和我儿子都讲过，当年他作为青年作者代表在一次会议发言时，现在的茅盾文学奖得主刘醒龙只是台下的听众之一。大集体时代，他有机会去孝感师范学院学习，成为拿“月月红”（工资）的公家人。但是，不识字的爷爷觉得去学习挣不到工分，不让他去。最终，他丧失了脱离农民身份的机会。改革开放后，抚养我们兄弟和两个妹妹的家庭负担，逼迫他放弃了文学，到90公里外的武汉做了一个辛苦的菜贩。在他心中，我和弟弟，可能部分实现了他的梦想。

　　但是，村里人的攀比和闲言，让父亲的光荣感没有保持多久。二叔家的孩子，我的堂弟通过高考，进入了中央财经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一家银行工作。村里人对我二叔说，你们这一门现在好了，兄弟三人都出去了。二叔说，“他们家的两个孩子（指我和弟弟）不能跟我儿子比，我儿子是通过高考，堂堂正正出去的！”一听此言，父母都十分生气。父亲把满腔的希望，都寄托在今年上高三的孙子身上，希望他考上名牌大学，为自己争一口气。

　　我们村的乡亲，对孩子上学并不十分热衷。我出生的张家坡，村子近500人，但是，在云梦县城上高中的，大概只有三个，除了我女儿和儿子，另有一个女孩。和我儿子一起长大的小伙伴，有的初中还没毕业就到餐馆打工，有的早已经跟着父母做装修。在两里之外另一个村庄生活的我舅舅比我母亲大，生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两个儿子中的大表哥生了两个儿子，都没读几年书。二表哥生了一个独子，初中都没有读毕业。如今，他们各自跟着两位表哥，在深圳做装修。

　　如果算经济账，让孩子上高中后，因为不属于义务教育，所以经济负担剧增，对农民来说明显不划算。但是，大表哥从来没有劝我让孩子弃学。上东北，下深圳做装修的大表哥尽管对大学生就业的待遇不是很看得上，但是他从来没有轻视过知识。而我在数次给孩子送饭、送衣物的时候，感受到了家乡百姓对于知识的重视。每到中午12点之前，县一中的校门口就站满了给孩子送饭的家长。放学铃声敲响之后，校门打开，摩肩接踵的学生开始往外走，而家长们则提着饭菜进校寻找自己的孩子。云梦一中的理科班有大约二十个，每个班有五六十人，文科班也有好几个。与学校一墙之隔的新楼盘，也用“状元府邸”来命名。

　　怪异的变化：这样的村庄让人无法释怀

　　相对于喧嚣、繁华的县城，村庄的衰败很明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大变化。这些年，村里人大都拆掉了以前的旧房，盖起了两层三层四层甚至更高的楼房。村庄都通了水泥路。就我看到的情况，几乎每一个村子都可以开车直接到达，只是路面比较狭窄，错车时需徐徐通过，或有一方让到一边。去年春节我去六七里之外交通较为偏僻的大姑妈家拜年时，也发现修建了水泥路。大姑妈家的大表哥告诉我，修路时，他向修路的人提出把水泥路修到家门口，修路的人说，修一米150块钱。因为这段路延续了二十多米，大表哥自己出了三四千块。

　　由于经济条件的改善，村里买小车的人多了起来。有没有车，也成为了村里人评判你在外面“混”得好不好的标准之一。前几年春节回村子里过年，我们夫妻都是坐火车或大巴回去，今年同样如此。弟弟已经好几年没有回老家了，今年他没有买到车票，于是从北京开车回到老家。爱攀比的村里人在和弟弟聊天时说，“你也开车回来了，这车两三万块钱？”马上就有其他人说，“这车得二十万出头，比村里其他人开的车都好。”

　　老家的祠堂早已在解放后毁掉，改革开放后修族谱时也没有重建。村里人将村子后一个三四米宽的小桥戏称为“六渡桥”（武汉的一处商业繁华地带即为此名）。茶余饭后，人们在桥两边或坐或蹲，聚集在一起聊天。由于没有任何公共文化设施，村里人的娱乐主要是打麻将、看电视，年轻人则爱玩手机。村里有两个小卖部，既卖一点日常用品，又开着麻将馆。和我同年出生的清平几年前盘下了“六渡桥”旁边位置最好的小卖部，村里人常年去他那里打麻将。而另一家小卖部是堂叔所开，耳朵几乎全聋的父亲经常去那里打麻将。有时，回家的村里人还会用骰子赌博，输赢很大。有些人喜欢“玩味”，每年春节带足了现金回家赌博。

　　老家的资源相对贫瘠，既不依山，也不靠水，而且人多地少。地底下贮藏着全国最大的盐矿。我在北京吃到的食盐，就是云梦生产，只是价格比老家贵了好几倍。显然，这一资源既不能产生庞大的就业，也不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离村子很近的幸福渠，每年夏天都会涨水。多年前，我曾到这里游泳。这几年春节，我看到的却是河底很少的脏水。村里人说，县印刷厂的工业废水，县城人的生活废水都被排进了这条河。尽管渠上新修的桥比以前稍宽，并且可以过小车，但是桥下的污水无法让我释怀——而这并非仅仅因为怀旧。

　　短暂的热闹：乡俗这盆火能否延续？

　　以前，村里人耕地大都用牛。而今年春节回家我看到，威武的耕地机在轰鸣声中很快就把土地收拾得服服帖帖。由于道路的改善，将乡亲们自种的蔬菜运到武汉的批发市场也更为方便。尽管如此，留在家里的，主要是社会学家们所说的“三八六一九九”部队(妇女、儿童和老人）。每年春节一过，青壮年们就外出打工和经商，热闹一阵的村子，很快就恢复了平静。

　　对于这些年的变化，半生在贫困中度过的母亲对我说，“现在多好啊，不再为生活花费担心，想买什么就买，我有证，在县城坐公共汽车不花钱，种田国家还有补贴。以前你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为六分钱借了一整村！”

　　大年三十的下午，我家吃年饭。按老家规矩，年饭前要在堂屋前焚香并点燃蜡烛，同时烧纸敬祖宗。爷爷在世的时候，我和弟弟以前都曾跟着爷爷，给祖宗烧纸钱。爷爷去世后，有文化、不信鬼神的父亲仍然延续了这一习俗。饭菜摆上桌后，父亲带着我女儿、儿子和弟弟的女儿围成一团，在条桌下面烧起了纸钱。此时，侯德健的歌曲《那一盆火》在我心中油然响起。这一盆火，到我这里要从此熄灭吗？

　　本版撰文、摄影/新京报记者 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