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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王培元先生曾在这本书里,描摹了几代文学青年心中的圣地之一——朝内大街166号人民文学出版社,记述了聂绀弩、楼适夷、严文井、韦君宜、绿原等几代编辑人的往事。如今,他自己也和他笔下的前辈一样,慢慢变成出版界的一个传说了,从瞿秋白的文集到章诒和的回忆,从《骑兵军》到《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王培元以编辑的身份影响了一个时代的阅读。最后,在他淡出编辑这一职业身份的时刻,他选择了回到自己最珍爱的鲁迅,皇皇15卷的鲁迅手稿,这是给读者的礼物,也是对自己编辑生涯最美的告别吧。
“没有鲁迅,我们眼前一片黑暗。”
大约那是1985年,刚进人文社不久,每天午餐时,一部分同事便会不约而同地聚到编辑室朝南的第一个房间,边吃边闲聊。那天,话题谈到了鲁迅,不知怎么我就冒出了这么一句。一时间没有人接话。似乎大家都感到有点意外,也有些惊异。
“看来你是鲁迅派。”少顷,陈早春先生才笑着,用浓重的湖南话悠悠说道。当时他是副总编辑兼现代文学编辑室主任,曾参加过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在场者似乎还有《郭沫若全集》的责编。此外,《茅盾全集》、《巴金全集》、《老舍文集》等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室里也都有专人在搞。我仅仅是一个刚入编辑行的新手,虽然读的是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导师李何林先生、杨占升先生又都是鲁迅研究专家,然而硕士学位论文并未敢选尚不得其门而入的鲁迅研究。这天,只是顺口道出了对鲁迅思想文学在21世纪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重要性的一点看法。一个年轻后生,还根本谈不上什么“派”。
天风海涛,山泽云水,茫茫渺渺隐隐迢迢。从80年代到90年代,随着年齿日长、阅世渐深,又亲历了重大的历史事变,越发体验到鲁迅思想文学的非凡价值和巨大力量。尽管已有50年代版、80年代版两套《鲁迅全集》,我还是又把一套鲁迅著作单行本放到床头柜子里,以便随手翻阅。在一度精神最苦痛、内心最灰暗的日子里,夜阑人静万籁俱寂之际,妻女皆已睡熟,我常常独坐灯下,反复诵读、咀嚼、体味鲁迅的文章,沉入其思想情感的激流漩涡之中。
魂灵便不觉被那血气灼人的文字、猛火焚烧般的激情、宏阔飞扬的诗思,一下子紧紧地攫住了。心境亦随之廓大、清朗、澄明起来,似乎有一股生命的汁液缓缓注入了体内,于是增强了生存的信念和勇气。
我所喜爱的图书,还有一册线装书,是《鲁迅手稿选集三编》,上世纪70年代中期在东北大森林腹地做“知青”时,一位在书店工作的朋友代为购得。鲁迅虽然不是书法家,但字如其人,十分“耐看”,别具一种风调神韵。我也时常在掌中摩挲,反复览读,爱不释手。
后来从现编室走掉了,调到别的部室,做过理论编辑,也编过文化类图书。尽管编辑业务屡有变化,但只要有条件和可能,我就会做与鲁迅有关的图书。2001年3月编选了随笔集《21世纪:鲁迅和我们》,收辑了邵燕祥、林斤澜、郭预衡、朱正、王德厚、钱理群、林贤治、王富仁、邓晓芒、刘纳、王安忆、张炜、李锐、残雪、汪晖、王晓明、陈平原、陈思和、孙郁、王彬彬等四十多位作家学者言说鲁迅的五十篇文章。前几年,还编辑了林贤治著《人间鲁迅》(新版)和朱正著《鲁迅传》(修订版),有评论说,这恐怕是眼下最好的两本鲁迅传记了。
2012年岁尾年末,忽然想到自己即将退休,于是乎暗自思忖起来,能否于离开人文社之前,编一部自己最想编也最喜欢的书,给三十年编辑生涯画上一个句号呢。十五卷本《鲁迅手稿丛编》,就这样列入了第二年社里的选题计划。2013年春节一过,即东奔西走忙活起来:去社资料室,赴鲁迅博物馆,往文物出版社,跑国家图书馆,查询,借阅,翻检,搜求;然后编选,分卷,核对,发稿;接着一遍遍看校样、看彩样、看蓝图、看未加封面封底的装订好的内文;又和美编刘静商讨确定了令人满意的装帧设计方案;再与出版部主任单浩生敲定了用100克纯木浆胶版纸,全彩印刷,他说人文社还从未用这么好的纸大批量印过书。
不知不觉,一年半时间过去了,样书终于送到。一卷一卷依次翻阅检查,极力抑制着心里的狂喜。翻查完即问美编刘静感觉如何,他说了一句:“看得我头发丝都立起来了。”又问我怎样,我答道:“魂飞魄散啊!”
记得朱自清曾说:看见鲁迅的脸,就好像重读了一遍《呐喊·自序》。展对其手稿,更是如此,鲁迅独有的精神品格和个性气息扑面而来,就如亲见了鲁迅,让你真切强烈地感受到了他的风采和魅力一样。真可谓“文如其人,书如其人,荟而萃之,其人宛在”。
以前读《鲁迅手稿选集三编》,发现很多文稿罕有修改痕迹,有的则几乎无任何改动,于是乎对鲁迅佩服得五体投地。心想大概每写一篇文章,事先他皆已打好了“腹稿”,坐在桌前拿起笔来,文句便如万斛泉源汩汩滔滔不择地而出,亦即他之所谓“静观默察,烂熟于心,然后凝神结想,一挥而就”。非天纵之才,实难做到。
而编辑过程中却发觉,事实并非如此。那些纸面上干干净净的手稿,其实并不是最初寄给报刊的原稿,而是后来鲁迅在编选作品集的时候,又重新抄录的稿子。抄录稿自然变动不大,至多仅有极少量润色而已。而原稿尽管也有“文不加点”“一挥而就”的情形,但大部分还是有修改的,有的甚至连文题都改动过,如名文《藤野先生》即如此,再如《化名新法》最初题目则为“化名补遗”。
鲁迅对作品原稿进行修改,甚至较大删改,其实是很正常的。他曾说过,“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而此类手稿往往更有价值,更有助于读者研习揣摩鲁迅写作过程的命意、文思与匠心,学习探究他如何选词造句,如何锤炼语言,如何更准确、更富有表现力感染力地表达叙述。而这,恰恰是编辑出版《鲁迅手稿丛编》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此而言,这部书堪称“文学教科书”的经典。
鲁迅以为,已有定评的大作家的作品,实际上正是“应该怎样写”的范本。他曾援引苏联文学研究者魏列萨耶夫的话来说明这个问题:“应该这么写”,必须从大作家们完成了的作品中去领会;而“不应该那么写”,恐怕最好从同一作品的“未定稿”去学习。作家简直在以实物进行教学,说这儿应当删去,那里要缩短;这里不自然了,要改一下;那儿得加些渲染,以使形象更显豁。那些留下了修改痕迹的鲁迅手稿,正是这样不可多得的异常宝贵的“文学教材”。
并非以书法家名世的鲁迅,为什么其手迹深受人们的珍爱呢?大抵就在于其具有“魏晋碑刻笔意”的书法墨迹,恰如其分地传达出了鲁迅的非凡气象和独异风骨。诚如郭沫若所说,鲁迅虽无心做书家,但其手书却自成风格,“熔篆隶于一炉,听任心腕之交应,朴质而不拘挛,洒脱而有法度。远逾宋唐,直攀魏晋”。
当我带着这部倾注了心血和激情的图书,前往拜谢编辑过程中多所请益的鲁迅研究界前辈王德厚先生时,他一边翻阅一边称赏道:“做得确实很漂亮,岂止是一个句号,应该是一个惊叹号啊!”
2015年2月26日于古不其城
□王培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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