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在男权结构中所获得的自由是虚假的自由

　　作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的“四人帮”（朱大可、张闳、王晓渔、张念）之一，张念是研究所中唯一的女性批评家，更因她力挺女权主义而得名。她认为，相比于许多男性叫嚷的“今天的女性权利太多了”的说法，女性的权利实际上还是太少了，女权主义的观点远远没有在女性中普及开来。她曾在《女人的理想国》一书中说，“我认为，在最根本的意义上，自由女人与自由国家息息相关。”

　　书评周刊“女权主义”的专题借用了张念的书名《不咬人的女权主义》，我们约访了张念，请她谈一谈这个社会为什么怕女权主义。

　　谈思潮变迁

　　“女性意识觉醒的真正范本是波伏娃的《第二性》”

　　新京报：改革开放后几十年和改革开放前比起来性别平等意识是不是在倒退？比如媒介中呈现出的女性形象在外貌上越来越苛刻，在婚恋观上对男性经济地位越来越苛刻。

　　张念：改革开放前的“性别平等”有特殊性，性别政治服从于阶级斗争，性别平等是指无产阶级之内的兄弟姐妹，那么非无产阶级的男人女人哪有什么性别平等。脸色红润腰身粗壮的劳动妇女形象的确是毛时代的主流女性形象，和今天的“傻白甜”同样受制于单一意识形态的钳制，这些都不是朝向生活的女人该有的千姿百态，所以逻辑上“后退”说法不成立。那么今天同样单一的价值观，而强势的房产业打造的幸福想象，仿佛只剩下结婚买房了，造成了青年男人的凄苦与青年女人的庸俗，二者是对偶关系。婚姻成了一个公开拍卖的市场，“非诚勿扰”这样的综艺节目向我们演示着这样的生活景观。还有，20来岁就被逼着买房，这很畸形，房产业应该放在政治经济学里来识读。而女权主义对此的应对策略就是，不结婚、晚婚、同居，在当房奴和多样态亲密关系之间，你可以选择嘛。

　　新京报：从改革开放前国家垄断的“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议题（所谓的妇女解放“恩赐论”）到今天从民间兴起的女权主义倡导，你觉得有哪些积极的改变？

　　张念：这个积极的改变正在发生，社会自发的女权运动及其女权组织，仿佛在回应一百多年前那个喷薄而出的新生共和国。晚清到民国前后，社会自发的女权组织也非常活跃，只不过当时女权议题与国族议题协力共举，为的是告别王朝迎接一个现代中国。而今天，女权主义回归其本位，在微观权力的现场作战，练习个体的权利意识，经由性别身份，作为女人去抵抗近距离的专制，让政治素质的培育更加切身，就是说穿越身体的牢狱，去布置幸福的喜悦。

　　新京报：这些年兴起的一些新的网络词汇，比如“暖男”、“直男癌”、“小鲜肉”等，是否可以理解为女性意识觉醒的象征，甚至有逐渐消费男性的趋势？

　　张念：就目前中国女人整体的经济状况，还谈不上消费男人，如果就消费的确切含义来说。女性意识的觉醒跟“小鲜肉”无关，女性意识觉醒的真正范本是波伏娃的《第二性》，整部书都是女人自己在批判、反省自己。觉醒意味着焚毁被性别公式所算计出的那个自我，让女人更勇敢更开放，改变自己也就同时会影响身边的男人，而男人们性别忧郁症的爆发就意味着历史的终结。1956年，哲学家科耶夫发表了一篇小文章《最后的新世界》，文章主要以法国女作家萨冈的作品为引子，感叹在自由民主普世化之后的现代社会，男性英雄的灭绝，好战英勇的男子气概被女性原则取而代之，男人们成了蜷缩在女人身边的“暖男”或“小鲜肉”。如果你是福山主义者，那么就欢呼小鲜肉的到来吧。但是女权主义不会终结在历史终结的地方，女权主义没有性别忧郁症，并从终结处出发，对自由有着更加丰富和壮丽的诉求。

　　谈微观权力

　　“在奴隶那里获得认可的主人，其自得感多么可笑”

　　新京报：从知识界到媒体、再到公众都对女权主义有所保留，甚至谈虎色变。在学术圈几乎很难找到女权倾向的男性学者，你怎么看性别议题一直被以男性学者所主导的知识界忽略？

　　张念：“谈虎色变”？也许吧，如果承认历史终结的宣言，而又不愿看到女权的兴起，这只不过是历史理性自身的错乱症，比如周国平有关性别问题的言论，就受到女权主义者的批评，相对于科耶夫的性别忧郁症，中国男性学者担忧的是“女性美”的消失，这更加荒谬。

　　女性主义作为单独的学术活动，是二战以后的事情，并得力于整个西方60年代的大规模的民权运动，种族、性别、年龄、性、族群以及社群这些概念重新激活了人们的学术视野。在由法兰克福学派发动的现代性批判范式中，女权主义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而学界公认的现代性反思的思想宗师，卢梭、黑格尔、尼采在他们的著述中，都曾严肃地谈论过“女性问题”，女性主义学术应该与这些哲学话语展开争辩和对话，如果还对女性主义无知、麻木乃至忽略，只能说是学术眼光的短浅。

　　新京报：似乎“女权”一词容易被理解为和“男权”相对应的“女性霸权”，或者被认为带有“与男性为敌”的气质，所以一再遭受男性的排斥。

　　张念：准确地说，是与男性霸权为敌，遭到男人排斥，这是合乎逻辑的结果，谁会轻易扔掉自己的既得利益？所有的权力抗争都会遭到当权者的排斥，这是人的政治本能，即压制与抵抗。当然，辨识度最高，认可度最高的抗争，就是和经典意义的政治强权者抗争，这几乎没有争议。

　　男权的权力主体是谁？具体的男人？不是，而是说在一种习得的性别关系中存在的权力结构，这会触犯习俗，会让男人也包括女人感觉不适，因为日常状态中的人即使遇到麻烦，往往会归咎于性格。性格的悲剧不应该让个人吞咽，而是应该警觉这样的微观权力，如何造成不应有的麻烦，并让生活感受变得悲苦。因此，当我们说性别权力的时候，是指这种权力结构有所偏差，偏向某一性别，女权主义来进行调试和平衡，缓解加诸于男人女人身上的习惯性压力。习惯造就了秩序性的环境，但当其日积月累，不松动土壤活动筋骨，这样的环境一定霉气熏天！而对于男性整体来说，如果在生存压力与生存自主权之间权衡，肯定会选择后者，这是对自由更有敏感度的人群会做出的反应。那么什么会构成男性自主权的真正威胁和压力，当然是一个同样自由的女人。更进一步，对自由充满感受力的男人为什么会惧怕自由的女人，或者排斥女权主义呢？这个悖论说明了什么，只能说没有自由的女人，男人在男权之中所获得的自由是虚假的自由。你想，在奴隶那里获得认可的主人，其自得感多么可笑。

　　谈当下声音

　　“当妈妈对女儿说三十岁前必须结婚，是关爱也是意识形态”

　　新京报：你说过的“女权可以随身赋形，小日常之下是大政治”，能说说生活经验中女权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存在吗？

　　张念：所谓意识形态是指一套观念系统，马克思批判说这是意识的暗箱操作。说得太好了，我指暗箱这个比喻，马克思话音未落，1839年照相术就诞生了。意识是什么，她们围绕着幽暗的欲望旋转，意识喷射而出成了我们的行为以及经验整体。当妈妈对女儿说三十岁前必须结婚，是关爱也是意识形态，葛兰西称之为第三种类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不是房子，人可以进进出出，人在其中辨识自己是谁，找到身份认同。女权主义既然“主义”了，不避讳自己的意识形态色彩，并以一种强悍的头脑去应对日常意识形态对人的压制。我说的小日常大政治就是这个意思，权利和自由是生成性的，女权主义的权利意识随身赋形，处在一个移动的地平线上，而不是绊倒你的绳索。

　　新京报：在中国，女权主义者经常被公众认为过度敏感、偏激、玻璃心、甚至被害妄想，你怎么看这些刻板印象？你怎么看待中国当下一些较为激进的女权声音？

　　张念：如果调试偏差就叫做激进，那么只能说昏聩的心智必然是脆弱的、充满防范与猜忌的。要习惯极端的声音，在我们这里，音量刺耳是应对装聋作哑的。

　　新京报：这些年，青年女权行动派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公共事业中，她们开展了对政府的问责、对媒体现象的批判，从政策到法律上都起到了很多积极作用，但同时似乎更强化了公众对女权主义者“过度敏感”、“偏激”的偏见。你怎么看？

　　张念：任何行动派当然不只是为了行动而行动，为了保存行动的果实，必须将其诉求纳入制度性的轨道。什么敏感啊偏激啊，是因为人们习惯了温顺，甚至还为温顺洋洋自得。惧怕斗争，可能我们有创伤性记忆，但如果还没有能力去辨识斗争的正当性，滞留在过去斗争的伤痛里，有什么未来可言？

　　采写/新京报记者 伍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