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英年：以文会友话曾老

　　人民出版社前社长、总编辑，曾彦修（笔名严秀）先生3月3日去世，翻译家蓝英年先生回顾了自己二十多年来与曾彦修先生的交往。

　　放弃批判日丹诺夫

　　曾老3日凌晨撒手人寰，离开他的亲人、朋友、同事，离开理解他、敬重他的晚辈,深感惋痛。我与曾老结识于上世纪九十年代。1991年我从苏联讲学归来，把讲学时对苏联文学作品的反思写成文章，发表在《读书》、《随笔》和《博览群书》等刊物上，而这些刊物正是曾老经常阅读的，所以他注意到我。一次听说他想读肖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我有这本书，便给他送到方庄寓所。寓所很大，中间是客厅，客厅两端还有房间。我觉得他与夫人各住一端。夫人见我点点头，便回自己房间，从不参加我们谈话。

　　曾老和我有共同的话题。他是从延安来的，我在晋察冀边区生活学习过四年，处境、见闻有相似之处，阅读的苏联小说也差不多。他和我都爱读苏联小说，其实也不是偏爱苏联小说，抵触我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学，而是能阅读的只有苏联小说，而且都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典型作品。我后来反思的就是这些作品。

　　曾老认为日丹诺夫是文化专制主义者，“打棍子”专家，对苏联和中国的文学起了极坏的影响。著名作家徐迟也发表了同样看法。曾老想编一本批判日丹诺夫的书，自己不懂俄文，求助于一位俄苏文学专家。我问他求助的是哪一位，他告诉我某教授，我一听这位先生的名字，就知道曾老找错了人。这位先生眼睛一贯向上，从不敢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不敢得罪曾老，便让他的研究生搜集材料。曾老等研究生的材料，还给他准备了五百元。研究生根本没搜集到材料，也没好意思来取钱。我对曾老说，日丹诺夫还是比较开明的，但他不敢不执行斯大林的指示。比如，西蒙诺夫写过一个剧本《祖国炊烟》，日丹诺夫极其欣赏。日丹诺夫主管意识形态，便约人写一篇肯定剧本的评论。评论已经排出，准备在大报上发表。忽见日丹诺夫匆匆赶来，下令撤下这篇文章，请评论文作者再写一篇严厉批评的文章，因为他刚从斯大林那里来，斯大林很不喜欢《祖国炊烟》。曾老好像很信任我，以后没再提编写批判日丹诺夫的书了。

　　我为曾老改人名

　　曾老送了我两本他写的杂文集：《牵牛花蔓》和《牵牛花蔓续集》。曾老的杂文极其犀利，直刺假恶丑，读起来过瘾。我特别欣赏书中的一首打油诗：

　　深入浅出是功夫，

　　浅入浅出是庸俗。

　　深入深出犹为可，

　　浅入深出最可恶。

　　这首打油诗，我又特别欣赏最后这一句。我给曾老打电话，告诉他我读完他的书，特别喜欢这首打油诗，尤其是最后一句。他听了哈哈大笑，我问他典出何处，他大声说：“听人说的。”

　　曾老是四川人，说话有浓重的四川口音。他读俄国人的姓名特别悦耳。我写不出他读俄国人姓名时的喜剧效果。读不准，写出来就有错误了。有一段时间，他的稿子写完先寄给我，我给他改正写错的姓名。我发现凡是约定俗成的人名地名他都能写对，这些人名地名翻译的时候最容易出错，最滑稽的例子是把蒋介石译成“常凯申”。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季诺维也夫，按照《俄语姓名译名手册》，应当译为季诺维耶夫，可曾老书写对了。我问过他怎么早期苏联领导人的姓名都书写得对，后来的就写不对了。他告诉我，他教过几遍《联共（布）党史》，原来如此。

　　令我震惊的分析能力

　　曾老的分析能力极强，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以《论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和《莫洛托夫访谈录》两本书为例。第一本是1950年出版的，第二本则在1992年。前一本我学习过，那时我还是高中生。只知道斯大林批评苏联语言学家马尔，马尔精通12种语言，但斯大林比他“高明”得多，不知通晓多少种语言。第二本我见过，但一看标题就倒胃口，没有读。可曾老读了，并从中看出我绝对想不到的问题。

　　莫洛托夫在《访谈录》中说：“斯大林研究语言学不是没有理由的，他认为，世界共产主义制度胜利之后——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普希金和列宁使用过的语言将成为世界上的主要语言，国际交往的语言了。”曾老接着他的话写道：“莫洛托夫应该说是很理解斯大林，尤其是很理解斯大林的扩张主义思想的。因为他长期是斯大林的外交部长（1939-1949），他在任上的头尾两段时期，正是斯大林对外扩张的黄金时期。斯大林对外扩张的全部活动，也都是经由莫洛托夫之手去完成的。所以莫洛托夫的这段回忆，同一般推论文章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感谢莫洛托夫一语给我们道破了真相：原来；‘世界革命’成功以后，全人类都得讲俄语！这是莫洛托夫说的，不是我的反革命造谣，可信度就不同了。天可怜见，世界没有被斯大林统一。”

　　曾老接着剖析莫洛托夫，斯大林竟能让一个人愚忠到如此地步，正常人绝对无法想象。莫洛托夫明知斯大林就要对他下手了，仍丝毫不改变他对斯大林的愚忠。为了抬高斯大林，莫洛托夫甚至不惜诽谤列宁。莫洛托夫至死拥护并完全肯定他亲自参加的历次大镇压。他明确认为大镇压不需要任何证据。他认为大镇压很不彻底。列宁的朋友都很可疑。赫鲁晓夫、米高扬、李维诺夫早就该杀了。他至死反对给任何人平反，也反对从监狱和集中营释放一人。

　　看朋友从来不要公车

　　曾老和蔼可亲，没有一点高干或前辈的架子。一次他请我吃饭，带我在他的居住地区走走。他个子很高，戴着草帽，手握拐杖，很像堂吉诃德。我开玩笑说：“曾老，您这样子，很像堂吉诃德。”我有点没大没小，他哈哈大笑说：“我还真有点堂吉诃德精神呢。”接着谈起他和田家英的友谊，说他们很熟，无话不谈，有机会他要写写田家英。田家英是毛岸英的中文老师，对毛岸英最了解。他还说他和田家英都很喜欢住在他们隔壁的一个从重庆来的小女孩。这个女孩正好是我边区联中的同班同学。我告诉我的同学曾老还记着她。同学也想见曾老，要我陪她去。她毕竟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想接曾老到她家去，但她住在三楼，没有电梯，曾老不能爬楼，两人终未见面。

　　在我拜访过他不久，他便来看我。礼节上的回访。一天他打电话说，要和戴文葆先生一起来看我。我同内子商量，请她辛苦一点，就在家里吃便饭吧。我们坐在一起吃饭，说说笑笑，曾老听说林林老人也住在这座楼里，吃完饭便让我陪他看林老。五十年代初期两位老人都在广州工作。那晚曾老很晚才走，我没想到他是坐出租车来，还得坐出租车回去。他恢复工作后，也恢复了级别，但他看朋友从来不要公车。

　　曾老一直关心我，出书必定送我，出版社有聚会也邀请我参加。曾老的《天堂的神话是怎样破灭的》出版后，请他的司机马师傅给我送了五套。我留下一套分别送给喜爱读书的朋友。看过这本书的人又介绍给他们的朋友，又有人找我要。我只好厚着脸皮给马师傅打电话（曾老后来不接电话）请他转告曾老，他的书在我的朋友中间很受欢迎。他知道后又让马师傅送来五套。他的《平生六记》也送了我五本。还有他编的《鲁迅嘉言录》，实际上就是《鲁迅语录》。编的目的很明确：真正解读鲁迅的伟大，批驳对鲁迅的污蔑或出于政治目的制造的神话。

　　我最后一次见曾老是2013年秋天，我和朱正兄去拜访他。他搬家了，房子更大了。我们三人坐在沙发上，由马师傅拍照。那天谈鲁迅谈得多，大概因为朱正兄在，朱正兄是研究鲁迅的大家。我原打算新译本《日瓦戈医生》出版后，带着书去看他，但因种种原因新译文至今未出版，也没去看他，没想到已经再没机会了。

　　曾老，我的良师益友，一路走好。□蓝英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