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0:书评周刊·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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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英年:以文会友话曾老

2015年03月07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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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老(中)和蓝英年先生(左)朱正先生(右)。
《平生六记》

作者:曾彦修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年6月

定价:35.00

  人民出版社前社长、总编辑,曾彦修(笔名严秀)先生3月3日去世,翻译家蓝英年先生回顾了自己二十多年来与曾彦修先生的交往。

  放弃批判日丹诺夫

  曾老3日凌晨撒手人寰,离开他的亲人、朋友、同事,离开理解他、敬重他的晚辈,深感惋痛。我与曾老结识于上世纪九十年代。1991年我从苏联讲学归来,把讲学时对苏联文学作品的反思写成文章,发表在《读书》、《随笔》和《博览群书》等刊物上,而这些刊物正是曾老经常阅读的,所以他注意到我。一次听说他想读肖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我有这本书,便给他送到方庄寓所。寓所很大,中间是客厅,客厅两端还有房间。我觉得他与夫人各住一端。夫人见我点点头,便回自己房间,从不参加我们谈话。

  曾老和我有共同的话题。他是从延安来的,我在晋察冀边区生活学习过四年,处境、见闻有相似之处,阅读的苏联小说也差不多。他和我都爱读苏联小说,其实也不是偏爱苏联小说,抵触我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学,而是能阅读的只有苏联小说,而且都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典型作品。我后来反思的就是这些作品。

  曾老认为日丹诺夫是文化专制主义者,“打棍子”专家,对苏联和中国的文学起了极坏的影响。著名作家徐迟也发表了同样看法。曾老想编一本批判日丹诺夫的书,自己不懂俄文,求助于一位俄苏文学专家。我问他求助的是哪一位,他告诉我某教授,我一听这位先生的名字,就知道曾老找错了人。这位先生眼睛一贯向上,从不敢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不敢得罪曾老,便让他的研究生搜集材料。曾老等研究生的材料,还给他准备了五百元。研究生根本没搜集到材料,也没好意思来取钱。我对曾老说,日丹诺夫还是比较开明的,但他不敢不执行斯大林的指示。比如,西蒙诺夫写过一个剧本《祖国炊烟》,日丹诺夫极其欣赏。日丹诺夫主管意识形态,便约人写一篇肯定剧本的评论。评论已经排出,准备在大报上发表。忽见日丹诺夫匆匆赶来,下令撤下这篇文章,请评论文作者再写一篇严厉批评的文章,因为他刚从斯大林那里来,斯大林很不喜欢《祖国炊烟》。曾老好像很信任我,以后没再提编写批判日丹诺夫的书了。

  我为曾老改人名

  曾老送了我两本他写的杂文集:《牵牛花蔓》和《牵牛花蔓续集》。曾老的杂文极其犀利,直刺假恶丑,读起来过瘾。我特别欣赏书中的一首打油诗:

  深入浅出是功夫,

  浅入浅出是庸俗。

  深入深出犹为可,

  浅入深出最可恶。

  这首打油诗,我又特别欣赏最后这一句。我给曾老打电话,告诉他我读完他的书,特别喜欢这首打油诗,尤其是最后一句。他听了哈哈大笑,我问他典出何处,他大声说:“听人说的。”

  曾老是四川人,说话有浓重的四川口音。他读俄国人的姓名特别悦耳。我写不出他读俄国人姓名时的喜剧效果。读不准,写出来就有错误了。有一段时间,他的稿子写完先寄给我,我给他改正写错的姓名。我发现凡是约定俗成的人名地名他都能写对,这些人名地名翻译的时候最容易出错,最滑稽的例子是把蒋介石译成“常凯申”。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季诺维也夫,按照《俄语姓名译名手册》,应当译为季诺维耶夫,可曾老书写对了。我问过他怎么早期苏联领导人的姓名都书写得对,后来的就写不对了。他告诉我,他教过几遍《联共(布)党史》,原来如此。

  令我震惊的分析能力

  曾老的分析能力极强,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以《论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和《莫洛托夫访谈录》两本书为例。第一本是1950年出版的,第二本则在1992年。前一本我学习过,那时我还是高中生。只知道斯大林批评苏联语言学家马尔,马尔精通12种语言,但斯大林比他“高明”得多,不知通晓多少种语言。第二本我见过,但一看标题就倒胃口,没有读。可曾老读了,并从中看出我绝对想不到的问题。

  莫洛托夫在《访谈录》中说:“斯大林研究语言学不是没有理由的,他认为,世界共产主义制度胜利之后——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普希金和列宁使用过的语言将成为世界上的主要语言,国际交往的语言了。”曾老接着他的话写道:“莫洛托夫应该说是很理解斯大林,尤其是很理解斯大林的扩张主义思想的。因为他长期是斯大林的外交部长(1939-1949),他在任上的头尾两段时期,正是斯大林对外扩张的黄金时期。斯大林对外扩张的全部活动,也都是经由莫洛托夫之手去完成的。所以莫洛托夫的这段回忆,同一般推论文章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感谢莫洛托夫一语给我们道破了真相:原来;‘世界革命’成功以后,全人类都得讲俄语!这是莫洛托夫说的,不是我的反革命造谣,可信度就不同了。天可怜见,世界没有被斯大林统一。”

  曾老接着剖析莫洛托夫,斯大林竟能让一个人愚忠到如此地步,正常人绝对无法想象。莫洛托夫明知斯大林就要对他下手了,仍丝毫不改变他对斯大林的愚忠。为了抬高斯大林,莫洛托夫甚至不惜诽谤列宁。莫洛托夫至死拥护并完全肯定他亲自参加的历次大镇压。他明确认为大镇压不需要任何证据。他认为大镇压很不彻底。列宁的朋友都很可疑。赫鲁晓夫、米高扬、李维诺夫早就该杀了。他至死反对给任何人平反,也反对从监狱和集中营释放一人。

  看朋友从来不要公车

  曾老和蔼可亲,没有一点高干或前辈的架子。一次他请我吃饭,带我在他的居住地区走走。他个子很高,戴着草帽,手握拐杖,很像堂吉诃德。我开玩笑说:“曾老,您这样子,很像堂吉诃德。”我有点没大没小,他哈哈大笑说:“我还真有点堂吉诃德精神呢。”接着谈起他和田家英的友谊,说他们很熟,无话不谈,有机会他要写写田家英。田家英是毛岸英的中文老师,对毛岸英最了解。他还说他和田家英都很喜欢住在他们隔壁的一个从重庆来的小女孩。这个女孩正好是我边区联中的同班同学。我告诉我的同学曾老还记着她。同学也想见曾老,要我陪她去。她毕竟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想接曾老到她家去,但她住在三楼,没有电梯,曾老不能爬楼,两人终未见面。

  在我拜访过他不久,他便来看我。礼节上的回访。一天他打电话说,要和戴文葆先生一起来看我。我同内子商量,请她辛苦一点,就在家里吃便饭吧。我们坐在一起吃饭,说说笑笑,曾老听说林林老人也住在这座楼里,吃完饭便让我陪他看林老。五十年代初期两位老人都在广州工作。那晚曾老很晚才走,我没想到他是坐出租车来,还得坐出租车回去。他恢复工作后,也恢复了级别,但他看朋友从来不要公车。

  曾老一直关心我,出书必定送我,出版社有聚会也邀请我参加。曾老的《天堂的神话是怎样破灭的》出版后,请他的司机马师傅给我送了五套。我留下一套分别送给喜爱读书的朋友。看过这本书的人又介绍给他们的朋友,又有人找我要。我只好厚着脸皮给马师傅打电话(曾老后来不接电话)请他转告曾老,他的书在我的朋友中间很受欢迎。他知道后又让马师傅送来五套。他的《平生六记》也送了我五本。还有他编的《鲁迅嘉言录》,实际上就是《鲁迅语录》。编的目的很明确:真正解读鲁迅的伟大,批驳对鲁迅的污蔑或出于政治目的制造的神话。

  我最后一次见曾老是2013年秋天,我和朱正兄去拜访他。他搬家了,房子更大了。我们三人坐在沙发上,由马师傅拍照。那天谈鲁迅谈得多,大概因为朱正兄在,朱正兄是研究鲁迅的大家。我原打算新译本《日瓦戈医生》出版后,带着书去看他,但因种种原因新译文至今未出版,也没去看他,没想到已经再没机会了。

  曾老,我的良师益友,一路走好。□蓝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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