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最大的经济问题是不平等

　　3月4日晚，在纽约著名文化中心92nd StreetＹ，开启了一场全明星级的对话。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和约翰夫·斯蒂格利茨聚在一起，为欧洲和美国经济把脉，探讨世界经济现状。皮凯蒂是去年崛起的经济学新星，他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红遍全球，其法语、英语、中文等主要语言版本共售出150万本。当晚的主持人是MSNBC电视台的新闻分析节目主持人亚力克斯·瓦格纳，本次讲座是92nd StreetＹ“与天才共度7天”活动的一部分。

　　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重点研究不平等问题，他以长程的视角，考察过去300年间的财富分配状况。皮凯蒂的研究显示，在过去的几十年内，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正在严重恶化，而且在现有制度下还将继续恶化下去。在美国，收入前10％的人掌握了50%的财富。《21世纪资本论》问世后，保罗·克鲁格曼是其在美国最早和卖力的鼓吹者，一个月连发三篇评论，盛赞它是“本年度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当晚的另一位嘉宾斯蒂格利茨也极为关注收入分配问题，2012年出版名著《不平等的代价》。

　　二十年后的欧洲与美国：都不乐观

　　当晚的对话从预测未来开始。主持人瓦格纳向三位嘉宾提问：二十年后的欧洲和美国将是什么样的？三位经济学巨匠脸上都露出了尴尬的笑容，他们都认为情况并不乐观。

　　皮凯蒂说欧洲当前的状况很坏，最大的问题是失业率很高，尤其是年轻人当中的失业率，有的国家甚至达到25%或30％。

　　皮凯蒂认为欧洲最主要的问题是欧元区的失效。他认为欧元区这个系统很难运转，是因为它拥有统一的货币，却有18个不同的政府债务，18种不同的利率，18个互相竞争的税务系统。皮凯蒂并不认为欧元区是完全无法维持的，但如果没有统一的预算和统一的税率如公司税，统一的货币便无法实现。

　　说到二十年后的美国，斯蒂格利茨开玩笑说，他对美国唯一乐观的地方是欧洲的情况或许要更坏。斯蒂格利茨认为，和欧洲一样，美国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如果不改变现行的一些基本政策，可以肯定的是，二十年后美国的情况会比现在糟糕很多，不平等的程度会进一步加剧。

　　关于美国和欧洲的对比，克鲁格曼版本的笑话是，美国和欧洲正比赛看谁能把事情搞得更砸。克鲁格曼认为，欧洲存在结构性问题，即拥有统一的货币却没有统一的政府。但在结构性问题之外，欧洲的情况也被错误的经济学说和思想恶化了。克鲁格曼称欧洲一些国家患有“财政臆想狂”，即存在一种倾向，认为自己的经济一团糟，即便有时事实并非如此。克鲁格曼认为法国就是一个例子，法国政府以为法国存在赤字危机和债务危机，但实际上法国现在的十年期借贷利率低达0.6%，不存在债务危机。从就业率来看，如果考虑25岁到55岁之间的主体工作人群，法国比美国更高。

　　克鲁格曼认为，与欧洲相比，美国具有很多优势——美国的体制更为灵活，更有接纳性，美国有来自全世界的优秀人才。克鲁格曼认为美国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是党派分裂，用他的话来说，“美国的一半政治体制完全是疯狂的。”主持人笑称，我们不说是哪一半，在场观众当然心知肚明这一半指的是共和党。克鲁格曼笑说作为《纽约时报》的专栏作者，他没有立场支持任何一个党派，而且读者也不知道他支持哪个党派。

　　真正的问题是财富的不平等分配

　　当晚的谈话焦点很快过渡到不平等问题上来。在斯蒂格利茨看来，美国和欧洲都犯了一个错误，即将焦点放在了错误的问题上。在美国，人们以为问题是债务过多，但真正的问题其实是经济发展的成果没有被广泛分享。美国目前的中位收入水平甚至低于25年前的水平，这一点是不可想象的。斯蒂格利茨认为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却没有获得足够的关注。

　　皮凯蒂举出了美国分配不平等的两个例子。首先，在皮凯蒂看来，美国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低得惊人。奥巴马关于社区大学免费的提议遭到强烈反对，从一个法国人的视角来看，这是不可想象的。皮凯蒂认为，将极富裕阶层的一部分财富拿出来，投入到公共教育系统，让那些进不了哈佛、普林斯顿的人也能接受教育是很简单的逻辑，如果这一点都无法实现，实在有欠理想。第二，皮凯蒂指出，美国的最低工资标准比上世纪60年代末期还要低。美国当前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7.25美元，而按今天的美元购买力计，60年代末的水平则达到10美元/小时。在其他国家看来，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

　　谈到最低工资，美国近日的一大新闻是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决定将雇员的最低工资提高到9美元/小时，消息在美国引发巨大反响。沃尔玛雇用了50万员工，一向以反工会、待员工苛刻著称，沃尔玛的举动被认为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在斯蒂格利茨看来，沃尔玛决定提高最低工资，恰恰证明决定最低工资的并非仅仅是市场，沃尔玛有能力自己决定这一点。这也证明在经济体系中起决定作用的不仅仅是市场，还有许多非市场因素。斯蒂格利茨认为谈论工资问题时不能仅仅谈论最低工资，还需要谈论CEO的报酬水平。在美国，CEO的报酬由普通员工工资的30倍上涨到300倍，在斯蒂格利茨看来这是毫无理由的，因为你不能说在这个时期内，CEO的生产力水平增长比社会水平快了10倍。

　　克鲁格曼则认为地方政府在提高最低工资方面有很多空间。大量经济研究证明，提高某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并不意味着此地的失业率将会提高。克鲁格曼认为如果能从联邦层面做出整体改变，效果会好得多，但个别地方政府的变革会成为整体变革的铺路砖。

　　克鲁格曼对罗斯福新政做过很多研究。他的观点是，罗斯福新政不是凭空而来的，在新政启动之前就存在许多类似的地方政府项目。如果要说怎么对二十年后的美国保持乐观，他的观点是，许多地方政府层面的改变为人们提供了希望。

　　不平等的危险

　　不平等会带来严重的政治与社会后果，在皮凯蒂看来，近年来在欧洲与中东出现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就是它的体现之一。皮凯蒂的研究发现中东是全世界最为不平等的地区之一，这直接导致了许多年轻人受到极端主义的煽动。当国内或族群内的问题无法解决时，人们很容易将靶子指向族群外部。

　　主持人瓦格纳问到平等与快乐的关系，平等的社会是否更快乐？在斯蒂格利茨看来，最重要的问题是不平等带来的剥夺感，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如果食不果腹，他们必定是极不快乐的。这种极端的不平等会对社会造成极大伤害。

　　克鲁格曼则在美国社会中观察到一种你死我活的竞争，这正是社会不平等加剧的绝好体现。斯蒂格利茨补充说，在当下的美国，上升通道每一级之间的距离拉大了，如果你往下掉了一层，你会摔得很惨。他认为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比同等收入水平国家低也是例证，这一方面是因为医疗保险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人的生活压力很大。

　　面对不平等的加剧、面对经济中的种种问题，如何改变？三位经济学家都认为具体措施是很清楚的，困难的是怎样解决结构化的、体制上的问题。对欧洲来说，是如何解决欧元区缺乏统一政府的问题，对美国来说，是如何减少两党间的政治争吵。

　　克鲁格曼认为具体的举措有后市场的和前市场的两类。后市场的举措包括提高对资本征税、采用累进税制、给儿童提供更多补助。前市场的举措有提高最低工资等。他特别指出美国目前的政治体系有一种强烈的反工会倾向，如果能在这一点上做到稍微中立一点，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克鲁格曼和斯蒂格利茨都认为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党派分裂，但在现行的体制下，这一点很难看到转变的希望。他们悲观地认为，唯一的可能或许是有一个如2008年经济危机一样的“灾难性事件”发生。

　　在活动的最后，有观众问，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美国和欧洲应该怎么做，以实现全人类的增长？这个问题当然带有不少“中国威胁论”的影子。

　　斯蒂格利茨强调欧洲和美国的问题都与中国无关，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反贫困工程”，让5亿人成功脱离了贫困。在他看来，欧洲的问题是欧元的问题，此外，他们还需要改变疯狂的紧缩政策，尤其是德国。美国的问题则是怎样更好地刺激经济，怎样有更多投资，怎样让增长的成果被更公平地分配。斯蒂格利茨重申，公平分配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因为它会带来更大的需求和更快的经济增长。

　　采写/特约记者 吴永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