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冬苓：最大功劳是把问题提出来

　　2013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著名编剧赵冬苓就联合31位代表提交《关于终止授权国务院制定税收暂行规定或者条例的议案》，将立法权问题带入公众视野，这条议案被称为2013年两会上“最有含金量的议案”。 

　　2014年，赵冬苓再提议案，希望5年内税收立法权收归人大，希望有关方面给出路线图和时间表。

　　昨日，赵冬苓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谈议案提交背后的故事。

　　不能来了举举手就回去

　　新京报：作为一名编剧，怎么想起提出这样一个专业性的议案？

　　赵冬苓：2013年2月，我当选人大代表，我想开会那么长时间，必须做点什么事，不能来了举举手就回去。我就开始想自己应该提哪方面（建议），能对推动社会进步做点事情。那时刚好出现了“国五条”，要落实个人转让住房所得的20%个人所得税。我正好有一个房子要过户，先生说二手房交易所那儿人山人海，南京已经出现了夫妻为了避税假离婚。我当时就觉得这个税应该不对，不然为什么大家那么痛苦呢？

　　后来我就到网上去找线索，发现包括政协委员朱征夫、蒋红都提过这方面建议，后来找到深圳一个会计师帮我起草议案，中间修改了几次，最后刘建明教授帮我把关，一直到2013年3月5日左右完成。我从5日开始找代表签名，6号签完。

　　新京报：当时想过这个议案能推动立法法修改吗？

　　赵冬苓：现在想这个议案也有很多的不足之处，比方把这个问题想简单了，当时建议2013年底把授权给收回来。我觉得最大的功劳就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

　　新京报：找代表签名的过程顺利吗？

　　赵冬苓：我找的大部分是企业代表，企业对税的感受也比较痛苦。当年我刚当上人大代表，任何人都不认识，我又是一个比较怯于和人打交道的人。我现在还记得，我像地下党似的，约其他团的代表在人民大会堂接头。那时候我随身带的（议案），跟宝贝似的，吃饭的时候都带着。基本还很顺利，两天就签完了。

　　新京报：当时你心里有多大把握？

　　赵冬苓：我当时也不知道这个议案的分量有多重，只是觉得税收很重要，就提了，当时引起很大的关注。当时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出来解答这个问题，她解释了历史情况，承认税收应该法定，但她说没有路线图、没有时间表。从她这个话里可以推断，当时包括人大的法律专家可能都没觉得推动像今天这么快。

　　预工委副主任专程拜访

　　新京报：全国人大和你是怎么沟通的？为什么第二年还继续提？

　　赵冬苓：第一次是预算工作委员会。他们一开始给了我一个答复，解释了一下历史状况，为什么形成这样的一个局面。我就直接给他回了一个，基本意思就是不满意，坚持诉求。然后当年7月份，人大预算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姚胜大热天跑到济南，和我当面交流了两个小时。其实我的体会，就是全国人大也非常希望解决这个问题，也希望借助于代表的呼吁不断来推进这个事情。

　　第二年（2014年）我觉得形势已经很光明了，我就针对信春鹰说的没有路线图、没有时间表，提了个路线图、时间表，提得比较具体，应该怎么授权，怎么能回收回来。

　　新京报：你什么时候知道议案被写进草案了？

　　赵冬苓：大概是今年1月份，先是全国人大的网站上公布，也给每一位代表发邮件并邮寄了纸质版，然后全国人大又到各省组织人大代表征求意见。我参加的是在济南召开的征求意见会，要代表对立法法的修订草案发表意见。

　　新京报：知道议案被吸纳了，当时是什么感受？

　　赵冬苓：当然是非常高兴了，没想到那么快。2013年提出这个议案时，我说5年时间内能够推动这样一件事就很高兴了。结果只提了两年，那个议案可以说基本上全部都吸纳了。

　　应成立专门预算委员会

　　新京报：你觉得离真正的所有税制都由立法规定还有多远？

　　赵冬苓：我很乐观，觉得2020年所有的税都会上升为法律，不过5年制定15条法律，时间的确很紧，但我认为哪怕是追认也是有价值的。比如燃油税，以后再想提高税率，就不是财政部说了算了，就要全国人大去说了算。

　　新京报：今年两会有没有新的建议？

　　赵冬苓：我今年有一个建议就是，希望成立预算委员会，能够充实人大的专业力量。

　　新京报：具体怎么操作？

　　赵冬苓：第一，希望财政部门的预算报告能够提前一个月发给代表，让代表有足够的时间自己看，自己看不懂的，还可以请教专业人士，征求专家的意见。

　　第二，建议人大能够成立专门的预算委员会，剥离现行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的财政职能，将其更名为经济委员会，并新设立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保留，协助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工作，承担各项具体事务。新设立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职能应包括预算审查监督和财税立法，具体包括初步审查预算草案及上一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决算草案等，并提出初步审查意见；承担有关财税法起草与审议的具体工作等。

　　新京报记者 林其玲